早在8月11日，日军开始在龙口港大举登陆时，位于青岛的山东革命委员会各委员就开始讨论起接下来如何对付日军两路，张勋一路三面夹击的局势。
因为袁世凯强行解散国会，且山东正在建立本省的革命委员会，徐镜心、刘冠三等山东议员或革命党人就纷纷跑回了山东，投入到了山东革命委员会的扩建中去。在去年夏天之前，山东革命委员会几乎只有一块招牌，虽然在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城市获得了一些控制权，但是并不能深入到山东全省地方上去。
毕竟辛亥革命之后，山东就是守旧派士绅和山东革命党人之间激烈争夺的地方。总的来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山东至少有5股主要的势力。
第一股是支持袁世凯的山东士绅力量，这些士绅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可以上溯到前清时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双方之间的关系犹如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股是山东本地的守旧士绅，这些人既有顽固不化在清室退位之后还试图纠集乡民攻击民国官员的极端保守派，也有主张恢复帝制建立君主立宪制的保守派士绅；
第三股是开明士绅商民，这些人虽然也是旧地主乡绅出身，但是因为靠近青岛和威海卫两地，因此也接触到了国外的新思想。他们反对帝制同情革命，希望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并将家中的子弟送去学习新学，更为激进的则是加入了同盟会等革命组织；
第四股则是青岛的买办商人，虽然英国强行租借了威海卫，但是英国已经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发展威海卫，且威海卫更适合做一个军港而不是商业港口，除了防备俄国人南下之外，英国人一直都是把这块地方当成了度假地来建设的。
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势力从南满撤离，英国政府就一度想要把威海卫交还给中国，因为这块土地对于英国来说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但是英国海军部认为不能过于轻易的交还给中国，至少应当由中国人自己主动提出来，拿其他利益和英国交换才行。
只是不管是满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这样的勇气找英国人讨要威海卫，这件事也就耽搁了下来。不过因为英国人并无意在威海卫大举建设，因此山东的商业资源很快就向青岛聚集了。
虽然济南和周村等地也搞了一些商埠地，但是德国人所修建的胶济铁路和青岛港，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却远远超过了满清对于济南和周村等地的投入。因此从青岛港建成之后，青岛的对外贸易额度就连年大幅度的成长，这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商人来青岛投资，更是发展起了一批依靠德国商行的中国买办。
青岛的买办因为青岛港发展的时间不及广州、上海、天津三地长，因此实力有些薄弱，但是在山东本地却也是一只不小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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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股就是山东的会道门势力，不管是经过山东的运河、铁路还是本地的港口，都因为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而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和精力去管理这些流动人口，于是这些流动人口也就成为了会道门发展成员的最好土壤。
历史上，白莲教、弥勒教等无不是在山东运河两侧发展壮大起来的，至于什么青帮、漕帮、响马、捻军之类的黑恶势力，在山东也是混的风生水起。
在这种局势下，虽然革命委员会凭借着武力和德国人的关系硬生生的插入了山东地区，但却并没有多大的发展余地，只要稍稍伸一只脚出去，就要踩到别人的尾巴了，因此只能采取韬光隐晦的策略，一边投资发展青岛工业，招募扩大工人群体；一边则采取了对于工人群体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忍耐策略还是有效的，支持袁世凯的守旧派及中间派士绅最终还是先把目标对准了支持共和政府的开明士绅和进步知识分子。在袁世凯接任大总统的位子之后，这些人就已经迫不及待的驱赶和迫害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到了二次革命的时候更是想要把这些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原本并不愿意向共和党靠拢的山东革命党人，在这些守旧派士绅勾结北洋军来捉拿自己的时候，终于倒向了共和党，表示愿意支持共和党在农村推动的减租减息运动、在城市实施的保护劳工阶级的一系列法律，并主张新文化打倒旧文化等主张。
有了这些本地开明士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击溃了北洋第五师的国民革命军很快就把自己的主张推动到了胶东三府。虽然这些山东的民众对于革命委员会的主张还是有些半信半疑，但是至少他们已经不会像之前那样把革命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视为外地人了。
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不仅打击了山东开明士绅和进步知识分子中一些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抱有幻想的右倾分子，也让革命委员会借机清洗了一批地方顽固势力和封建式的大地主。
而几场战争也让买办商人和会道门组织大受打击，买办商人因为战争失去了不少生意，而会道门组织在顽固派士绅和开明士绅之间左右摇摆的姿态，让他们遭到了最大的打压。
顽固派士绅觉得这些会党正是开明士绅煽动暴动的底气，不剿灭了他们，这些人过个几天就又跑回来呼喊什么“革命”了。开明士绅则觉得这些会党一点都不可靠，许多人收了自己的钱却最终去投靠了北洋军和守旧派。因此双方一旦抓到对方阵营内的会党，一般都是问都不问就处置了。
因此当日军入侵山东时，革命委员会在山东正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处境，不管是政治力量还是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都处于最顶端，但是在思想上山东各界却并没有完全靠向共和党所主张的劳工阶层的统治。只是因为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关系，山东的旧社会体系正处于一种不断瓦解的状态，但是新的社会体系却一时难以建立起来。
虽然革命委员会给了胶东半岛的农民不少好处，但是这些农民却并不敢接受这些好处，不少胆小的农民甚至把革命委员会给他们减去的地租和贷款利息，又悄悄的背到了地主家里，向这些地主表示自己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绝不敢不交或少交地租和利息。
共和党对于这种现象自然是不满的，但是那些地主却振振有词的说道：“我又没有违背政府发布的命令，他们自己把粮食送来丢在我屋里，难道这也是我的错？”
邓振镛对于这种反常的现象到是一语点破：“说到底就是山东民众对于我们共和党没有信心，虽然我们现在控制了胶东半岛，但是在胶东之外却都是北洋和那些反动士绅控制的地盘。他们中许多人又没有去过关外，自然也不知道我们的力量有多大。
因此看起来我们的政策给了他们一些好处，但是他们更担心我们在山东待不久，到时候这些好处倒是成了反动派清算他们的罪证。要我说，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要先打赢北洋反动势力，要坚定民众对于我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天是翻不过来的，他们自然也就敢拿我们给的好处了…”
不过随着日本军队在山东半岛的登陆，原本还在左右摇摆不定的山东民众，倒是在日军的刺刀逼迫下彻底觉悟了。地主老爷们肯定是保护不了他们了，甚至于某些以脑子灵活著称的乡绅还同日本人拉上了近乎，试图获得日本人的保护。当然敢这么干的，几乎家里都是有留学日本的学生。
这些反动劣绅的行动倒是帮了共和党一个大忙，山东革命委员会很快就把这些为日本人服务的地主打成了汉奸，并宣布剥夺他们一切财产和政治权力，并以此为由对胶东各县的地主乡绅进行了监控和调查，强制征收了他们手中的粮食。
随着日军在山东暴行事件的传出，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已经开始把土豪劣绅称之为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是外国侵略者的天然带路者，汉奸这个词开始越来越招人痛恨。
在满清统治的200多年里，汉奸这个词的恶劣程度远远不及禽兽一词，毕竟满清就是靠着三顺王这样的汉奸打下的江山，出卖本民族获得荣华富贵，在儒家的体系里叫做良禽择木而栖。但是禽兽就不一样了，无君无父之人就是禽兽，所以自然应当被天下人唾弃。
而民国初建，民族主义思潮刚刚在中国兴起，汉奸和民族主义挂上钩之后，对于汉奸的痛恨自然就超过了对于禽兽的不屑。而汉奸地主两个词联系起来之后，此时还算是中性偏向良好的地主，立刻开始转向中性偏向恶劣的词语。
大多数人此时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就连共和党内的许多同志也是懵懵懂懂。不过随着这些宣传口号的流传开去，原本在地方上颇得到农民敬重的地主乡绅开始形象崩坏，慢慢在众人脑海中变成了压迫农民的丑恶形象。
从9月11日商议到9月13日，最终山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决定，还是先出兵打掉张勋来袭的两路军队，然后再全力去对付日军和日英联合舰队。毕竟此时面对日军一方，革命军采取的还是防御姿态，一时之间用不上多少力量。
而张勋虽然带了4、50个营头，但部队缺乏重武器，且军纪败坏，一路上几乎是祸害着地方过来的。这使得原本对于革命委员会警惕万分的地方乡绅，也受不了张勋辫子军的荼毒，纷纷跑来青岛请求革命军出击了。军事委员会于是决定，抽调两个团出来，配合诸城守备团先击溃张勋的两路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