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眼坐在会议桌一侧的吴川之后，宋云桐又接着说道：“而且，山西督军阎百川去年虽然派人过来说要服从革命委员会的指导，但是天津租界事件爆发之后，他又推托山西巡按使金永和北洋第三师驻守山西对他提防太紧，因此不能让我们在山西建立山西革命委员会。
等到了去年底，我们收回了天津租界的部分权力之后，他又派人过来请罪，还声称自己要加入共和党。但是当我们同俄国人爆发冲突之后，他又将我们派去太原的人员拒之门外了…这个人首鼠两端见风使舵到了这种程度，我以为他不可能成为我们在山西的合作对象。
因此，正好借防范鼠疫这件事去试探他一下，干的好就把他调动到北京去，干的不好就干脆拿下他。对于我们而言，一个心怀叵测的盟友反倒不如一个旗帜鲜明的敌人容易对付…”
吴川点头赞同道：“我觉得宋委员的主张还是不错的，内蒙古这次鼠疫的抗疫行动越快组织起来，人民的损失就越小。让阎百川负责这次防范鼠疫行动也不错，正好看看他手下的那些人究竟有些什么人可用，顺便我们也先在归绥地区建立起医院和仓库，做好进入内蒙古西部及山西、陕北的准备。那么现在河北地区的灾情和赈灾有没有出现问题？对于我们的财政和物资储备有没有压力？”
对于吴川提出的问题，宋云桐倒是了解的最为全面的，因此他很快就回道：“北京、天津一线以北地区的灾情已经稳定了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从保定到天津的这一路，因为这里是平原地势，河流一破口大水就淹了一大片，再加上海河入海口的径流量太小，河北南方平原上的大水很难排除出去，因此地势较低的地区连自救补种都做不了。
比如文安洼地处北京、天津、保定、沧州、廊坊中心地带，县内OTg2NTc=平坦开阔，为海河多条支流下游。南部地区14个县的超量洪沥水和大清河、子牙河、古洋河、潴龙河决口洪水，现在都汇聚在了县境东部、北部的洼地，这里形如釜底，根本没有下泄出路，县内三十万民众，至少十余万人今年是颗粒无收的。
而华北乡下的民居大多为土屋，被大水浸泡过久必然崩坍，也就是说洪水退去之后，光是该县就至少有5000户以上的家庭将不得不住在危房之中。
且从8月底到今日，北京对于赈灾的行动相当的迟缓，直到9月14日晚，北京才任命熊希龄担任京畿水灾善后及河工事宜处督办。而根据熊希龄前日的公开说法，前清京畿地区有水灾21县，受灾民众130余万人，当日支出的赈灾款项约合300余万元。
今次京畿一带受灾地区约超过70县，受灾民众已经超过260万人，但是北京拨款才190多万元，加上本省公款和各慈善团体的资助，也才约合290万元，依靠北京政府单独赈灾恐怕难度较大。
而我革命委员会现在接手赈灾的地区是天津、北京以北和津浦路沿线一带，我们当前正在帮助的灾民人数约在100万人左右。为此，我们已经向河北地区运输物资、粮食及拨款，约合1000万元，其中公款拨给680万元，海内外捐赠款项物资约合320万元。
这1000万元的物资及款项中，我们先后调拨给了熊希龄约100万元的物资，用以恢复京汉路及赈济最困难的地区。不过有传闻说，我们交给熊希龄的赈济物资现在出现在了灾区的黑市中，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熊希龄领导的赈灾委员会出了问题，还是接收物资的地方政府出现了问题，不过河北革命委员会已经派出人员前往调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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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各地的赈灾情况来看，我们至少要从重灾区向外迁移50万人口，这些地区因为地势过低，想要大水退去至少也要到明年，考虑到冬季结冰的因素，至少要到明年三、四月份才能彻底退去大水。土地经受了这么久的浸泡，以当地的土质很可能盐碱地化，因此今明两年都不大会有什么收成了。
由于本次大水完全出自意外，因此这50万移民不太可能全部放在东北，我同各处的同志商议过，我们认为东北地区大概能够接收15万左右的计划外移民，其中沈阳愿意接收5到6万人口。
然后是河北革命委员会预备尽快开展海河治理项目及唐山-天津地区的工业区建设，这些事业大约能够消纳掉25-30万人。剩下的人将会分散到青岛、济南等地，这些地区也正在推动工业区建设，正好可以消化掉这些灾民。
去掉了这些外移人口之后，剩下的人我们至少要发放粮食到明年新粮下来，按照每人100公斤的口粮计算，我们需要为这些灾民提供21万吨粮食，根据南方局的来电，今年南洋各地大米丰收，我们大约可以收购到100万吨大米左右。
而本年度东三省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江浙湖汉北95亿亩，以去年平均每亩80公斤的产量计算，今年的粮食产量也将达到1560万吨，比去年增长了将近100万吨粮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次华北的水灾应付过去，无非就是少出口一些粮食而已…”
听到宋云桐给出的这个答案，在座的大多数委员不由便放下心来。仅仅在五年之前，东三省的耕地还不到亿亩，粮食总产量大约1000万吨不到，但是现在耕地不过增加4500万亩，粮食总产量却增长了50%以上，这可真是一个喜讯。
按照1912年东三省的人口计算，1917年东北人口不过才增长了25%而已。因此这增长的粮食足够多养活数百万人了。以400公斤每人每年口粮计算，1560万吨粮食足以养活3900万人，扣掉东北的总人口之后，还能养活1400万人。
但实际上，根据已经收获的小麦，正在收获的水稻来看，今年的平均亩产还是比上年有所上升的。而对于东北农业现状有所了解的委员，必然会把这几年粮食产量不断上升的功绩归于机耕面积的扩大，水利设施的完善，电力灌溉的普及，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等因素上。
比如在五年前，东北的拖拉机不过才几十台，还都是蒸汽式样的大型拖拉机。但是到了1917年9月，东北的拖拉机数量已经突破了1万台，如果再加上山东等关内地区，总数就突破了1万2千台。东三省的机械耕作面积大约占了总耕地面积的15%，东北自产拖拉机数量已经达到了每日6台下线。
革命委员会和万国农具公司联合投产的长春拖拉机厂，已经度过了磨合期开始进入了熟练生产模式，而万国农具公司和狄塞尔动力公司经过联合研制，不仅完成了N型号拖拉机的定型，还完成了一种1吨重的小型拖拉机的设计，这种小型拖拉机的制造成本只有N型号拖拉机的四分之一，适合于400亩-2000亩之间的小型农场。
也就是说，到了明年下半年，东北自产拖拉机的数量将会达到设计产能，每日下线44台，到时革命委员会就不必向美国进口拖拉机，反而可以向外出售拖拉机了。
有了粮食的保障，在座的委员们自然对于解决今年的华北水灾信心十足了起来。也都试图借助水灾带来的机会，让革命委员会扩大对于华北地区的控制了。
比如方兆国就认为，“北京政府面对京畿附近的水灾，反应都如此迟钝，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建设呢？既然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们应当趁着赈灾的机会，拿下除了北京城之外的河北地方，这样河南、山东、河北三地也就连成了一片，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在华北平原规划建设，也能加快对于山西地区的渗透，山西之煤铁肯定是要运出来的。”
徐景魁则说道：“在这样的大水灾面前，北洋居然还有官吏贪污赈灾物资，我以为我们不对这些人进行揭发和处理，将置华北灾民于何地？特别是驻扎在保定的北洋军将领，曹锟、曹锐兄弟，此前就霸占了保定不少土地，还从保定商民那里征收附加税，据说征收这笔附加税就是用来对付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对于这样的北洋军阀，我看也该把他们连根拔起了。”
方、徐两位委员的主张得到不少委员们的附和，显然许多委员们都认为，既然革命委员会替北京付了账，自然就得坐下吃席面，总不能把钱丢水里听个响。更何况，当前的北洋政府做的也确实不怎么样，与其让他们在地方上瞎折腾，倒是不如早点接手过来，也好保存一些京畿附近的元气。
吴川对此也是点头道：“如果没有这场水灾，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毕竟现在在东北投入一块钱至少可以获得2块、3块的回报，而在什么基础设施都没有的华北搞建设，等到建设完成欧洲战争也该结束了，投下去的资金很难说会有什么回报。
但是，现在数百万灾民就在那里，我们总不能继续站在岸上观望了。指望北洋政府，现在看来是指望不上了，以北洋政府的赈灾方式来看，最多也就是一个拖字。只要拖一拖，饿死一些老弱病残，再拿出一些粮食来救济一下青壮，只要京畿附近不要发生动乱，他们就满足了。
更何况，据说袁世凯的身体确实是不怎么好了，现在一两天不出来见客已经是寻常消息了。我看老袁应该也顾不上河北的灾民了，他得着手自己的后事了。因此，我们还是多承担一些责任，不需要再事事督促北京去办了。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基本是要对付那些军阀，我们还是要做到先礼后兵，对付他们不是我们的目的，更好的拯救灾区灾民和恢复灾区生产，才是我们打倒他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