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瑾文心中不由有些鄙夷起这些代表起来了，在没有南下之前他原本以为南边的革命同志会比关外的革命者更为优秀、更有理想和更富有正义性，毕竟中国革命之发源正是来自于南方，没有这些南方革命同志一次又一次奋不顾身的起义，就绝无可能出现本次革命一呼百应的局面。
虽然以前的历次革命都被清廷镇压了下去，但是革命理念已经随着这些革命散布到了全国各地，让人民开始觉醒，看清了清廷的腐败和无能。而这些前赴后继牺牲的革命同志，也让人民意识到并不是没有人在反抗清廷的统治。
第一个起来反抗如清廷这样庞大而残暴的国家机器的人，是需要勇气和坚定信仰的，毕竟他们并不知道人民是否会回应他们。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革命者流下的鲜血终于唤醒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也让民众看清了清廷的虚弱。
所以本次革命虽然并不是同盟会组织领导的，但各省军政府还是认同了同盟会的领导权力，他们并不是真正愿意服从同盟会的领导，而是因为此前不断的起义过程中，同盟会就是革命者这个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故各省军政府即便并非同盟会会员掌握权力，也只能表示服从同盟会为革命之领导者，否则他们就要失去民众对他们的拥护。
即便是革命委员会，在起义之处也是借助了同盟会的影响，才迅速让关外民众迅速倒向了革命。只不过革命委员会很快就用新的政策方针取代了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从而把同盟会和革命做了切割，让民众认识到同盟会也不过是革命者中的一份子，从而削弱了同盟会对于革命群众的影响力。
不过如耿瑾文这些原关外同盟会成员，虽然认同了吴川组建的共和党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力，但也只是承认共和党在关外三省的革命领导权，对于全国革命的领导权力，他们始终认为还是需要同盟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的。
而且即便是拱手让出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并被共和党吸收了大半人员，关外的同盟会会员们还是认为共和党是难以同南方同盟会中的精英们相比较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形象，在关外同盟会会员中可是神仙一样的人物。
只是当耿瑾文带着朝圣的心情抵达南方之后，这些革命领袖的形象顿时就崩溃了，鉴于关外的闭塞和某些同盟会高层人士的隐瞒，同盟会内部的纷争几乎就没有传到关外去。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同盟会内部的纷争就自然的传入到了耿瑾文耳中。
什么孙文挪用华侨捐款，孙文和日本政府勾结试图用满洲换取援助，章太炎向清廷索要贿赂出家等等丑闻，一下就把耿瑾文心中这些革命伟人的形象给打破了。一开始他和其他关外代表并不相信这些传闻，直到在其他同盟会会员和同盟会自己的机关报上证实了这些丑闻后，耿瑾文这才痛苦的接受了传闻大多为事实的现实。
如果不是还有一个革命委员会作为依靠，耿瑾文等人差点就失去了对于革命的信心，认为革命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了。因为这些他们心目中的革命伟人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于满清官吏的地方，如果推翻了清廷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汉人政府来卖国，那么这场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同盟会高层形象的幻灭，使得耿瑾文彻底转向了共和党的主张，所以他才会在会议上严厉的指出，如果不能为临时政府制定一个规则，限制临时政府的行为，那么就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相信只要推举出一个革命领袖，就能完成这场伟大的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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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一开始并不同意他主张的代表，却在陈其美杀害了一名革命同志后，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同样缺乏保障，从而迅速转向支持他的行为，更是让耿瑾文心灰意冷。
他南下之前所希望的和南方革命同志共商大计的设想，算是在这场会议中彻底破灭了。也许坐在这间会议室内的确实是各省推举出来的革命代表，但是他们中却未必有几个是真正的革命者，根本没办法和革命委员会中那些不懂多少革命理论的委员们相比。至少在吴川的推动下，革命委员会还是有着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的，而这些代表们想的却只有本身和本人的利益，对于革命的前途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
耿瑾文身上的革命激情慢慢褪去，开始思考该如何利用当前的时局为革命委员会争取更多的时间了。在看过了这些代表们的表演后，他对于和各省军政府联合建立一个革命政权的想法已经不复存在，因为除了革命委员会之外，几乎没人在思考革命之后的未来。
再度轮到耿瑾文发言时，沉思许久的他起身清了清嗓子，然后以一种悲愤的语调向众人说道：“刚刚我从王正廷代表这里听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参谋长陶骏保在上海为混入上海都督府的满清余孽所刺杀。”
坐在耿瑾文身边的王正廷一时愕然，但是面对各位代表望向自己的目光，他立刻表现出沉痛的表情起身回道：“确实如此，陶次长已经在上海遇害。此诚可痛之事，于我革命事业是一大损失。不过，究竟是否为…”
耿瑾文却毫不客气的打断了他接着说道：“革命形势虽然一片大好，满清的统治正走向末日，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个腐朽残暴的朝廷是不会放弃扼杀革命的任何机会的。而那些表面上投降了我们的旧官僚、旧士绅，也时时刻刻在试图对革命作出反扑，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
今日是陶骏保，明日又会是谁？如果我们不以革命的恐怖去消除反革命的恐怖，那么革命就要危险了。眼下革命党人虽然占有了长江以南各省，又有着北方几省遥相呼应，但是我们现在不过是打倒了形式上清廷对地方的统治，却并没有挖掉清廷在地方上的统治基础。
陶骏保烈士被暗杀一事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在北伐之前不清理掉地方上的清廷支持者，这些反革命分子就会在我们的后方捣乱。诸位既然已经投身于革命，自然也就成为了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敌人，满清自入关以来，对待反抗者的残暴行径，史书上有的是，我也就不用提醒大家了。
所以我要同各位代表说的就是，我们可以接纳那些弃暗投明者，如江苏都督。但是我们不能轻易的接纳那些伪装成革命者的反革命分子，否则我们就可能成为下一个陶骏保烈士。这难道是各位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所得到的回报吗？”
在王正廷的佐证下，原本以为是陈其美指使下手杀害陶骏保的代表们，顿时都迷惑了起来。这些代表们毕竟有不少出身于同盟会，听到了这桩丑闻后只想保持沉默，以免毁坏了同盟会的形象，而那些非同盟会出身的代表则是得罪不起同盟会，也只能对这一事件保持沉默。
但是随着耿瑾文把责任推到了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身上，不管是同盟会还是非同盟会出身的代表们，立刻就义愤填膺了起来，群情汹汹的把这些反革命分子批判了一番。陶骏保死的再怎么委屈，终究已经是死了，因为一个死人造成革命者内部的分裂，显然是各省代表们所不愿的，毕竟满清还没有倒下，四分五裂的各省是抵挡不住北洋军的。
耿瑾文对于这些代表们心理也是有所预料，他很快在各位代表发出了对反革命声讨之声后接着说道：“既然各位代表都认为反革命分子必须要被镇压，那么我建议：
第一，我们应当尽快为陶骏保烈士召开追悼会，并派人去上海接回烈士之躯体，然后妥善进行安葬；第二以代表会议的名义公开发文谴责满清政府和反革命分子的无耻手段，并发文要求上海都督府追缉凶手；第三成立肃反委员会，对各省军政府内的旧官僚进行甄别，不能让那些反革命分子继续隐藏在革命政府的内部。”
听完了耿瑾文的建议，会议室内突然就安静了下来，开追悼会和谴责一下清政府到没什么，但是要求上海都督府追缉凶手和成立肃反委员会两件事，却是真要得罪人的。
王正廷虽然硬着头皮为耿瑾文做了佐证，不过是想着搭上革命委员会这条船，为自己日后留一条出路。但是他还真没想跟着对方去得罪各省的军政府。因此沉默了一阵后，不免出声劝说道：“这个开追悼会和发文谴责都好说。
不过发文要求上海都督府追缉凶手和成立肃反委员会这两件事，是不是超出了代表会议的权力？而且我们手中无钱无兵，拿什么去成立肃反委员会呢？”
“是啊，是啊。反革命分子虽然可恶，但是我们对他们进行肃反，会不会让那些投奔了革命的官员、士绅忧虑不安重新投向清廷的怀抱，那也许就会走上太平天国的老路，令天下士绅与革命为敌了…”
耿瑾文却毫不动摇的说道：“现在已经不是太平天国的时代了，民智已开。那些士绅们想要再鼓动农民扼杀革命已经不可能。
另外，不是我们要肃反全部的官僚、士绅，而是肃反那些反对革命的官僚、士绅，如果这样就能引起某些人的焦虑的话，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支持革命。
这些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能够收买人员抵抗革命，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地方上的富户大室，特别是那个盛宣怀，在江苏的财产就不下百万两，没收了这些反革命的财产，我们还怕没有钱粮？至于说到士兵，南京城内这么多革命军人，只要我们拉起旗帜还怕没有人来投奔。
相反的是，如果我们对陶骏保烈士之死不闻不问的话，谁还会在乎代表大会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