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刚的到来除了给南凉红军学校的师生们，留下了一份难忘的记忆外，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的，但实际上他还是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或者可以说一锤定音的作用。
根据程刚的了解，在整个陕甘地区的组织人员当中，真正切合程刚本意，并且能够肩负起领导责任的同志，就目前来看只有刘之丹和他身边的一部分人。
至于其他不少同志，或多或少都有点其他的想法，甚至可能还有的认为，刘之丹在一些措施上未免有点过于一意孤行了。
打个比方，在游击队的战士们自己都很难有足够补给的情况下，分出大量粮食用于支援办学，或许大部分人都能理解这么做的意义，但是肚子一饿起来，说些怪话乃至阴奉阳违，也不是没有发生。
这种情况下，一昧强行地用组织纪律去要求同志们去完成任务，或许短时间内没有问题，但考虑到当地组织建设得还远远不够完善，不止是新吸纳进来的人员，就连从其他地区赶来支援的同志，他们能不能做到严守纪律，包括刘之丹自己也没有多少信心。
再加上这半年里刘之丹与省里之间的意见冲突，组织中其他人到底站在哪一边，这都是不好说的。
所以程刚这个名义上中央大员，手中又掌握了大量当地紧缺的各种物资，眼下跑到这里来坚决地支持刘之丹，对于后者而言无疑是多重意义上的雪中送炭。
尤其程刚确实做到了彻底的用人不疑，把援助全权交由刘之丹处理之后，一门心思窝在学校里，根本就是在摆明自己的态度。
对于之后赶过来沟通的同志，他也只是简单地开了一个小会，然后再次重申中央对刘之丹的支持，相当于给这片初生的根据地插上了一根定海神针，不给任何人聒噪的机会。
虽然说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对于一个组织长远的发展而言存在各种弊端，但若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外界的团体，连个统一的声音都没有，那么肯定是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的，也必然扛不住后续敌人的猛烈攻势。
更何况程刚也相信刘之丹这位经过历史考验的同志，能够正确处理好这里面的关系，而且由程刚或者说中央扶起来的山头，至少也要比自己发育起来的山头更为可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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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些问题都还太过遥远，对于已经驾驶飞机离开陕甘，又再次返回现代的程刚来说，其实没必要考虑太多，现在不过是放个棋子在那，后续到底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而在另一边，已经回到国内数个月的伍翔宇，也终于是艰难地理清了申城这边的关系，但同时他自己也被困在这座犹如牢笼一般的城市之中，暂时没法离开，甚至就连与锐京的联系，也是断断续续，每次收发电报都有些心惊胆战。
通讯的问题还好解决，既然没法联络，那就不联络便是，在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伍翔宇就将指挥权全权交给了李润石。
后面伍翔宇与瞿求柏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东北，又辗转回到申城，以及在申城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其实都是李润石在实际主持着全国的工作。
在伍翔宇看来，既然有后世的现实证明，李润石的能力可以说完全不用质疑。
李润石在之后能完全凭借自己的本事，成功坐上党的C位，伍翔宇根本犯不着过去添堵，甚至还必须要利用现在自己的有利条件，积极扶持李润石在党内的发展，这从私心出发算是一种投资，而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对党负责的信念。
而在党内其他同志（无论是莫斯科、申城还是中央苏区）看来，现在伍、李二人无疑已经组成了一个坚定的政治同盟，手下又掌握了绝对的武力及财力，这般力量任谁也不敢小觑。
因此自从伍翔宇抵达莫斯科之后，他的所谓遥控指挥，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做着最后的拍板和背书，实际的决策和执行都是由李润石完成，近半年下来两人配合完美，这些其他同志自然都看在了眼里。
所以李润石暂时接过主持权力，虽然还是挡不住一些人存在不同见，但至少在一定范围局面还是平稳的。
而且这样的主持除了一个临时的名分外，实际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那些程刚经常光顾的根据地，在财政上就掐住了他们的命脉，又兼有电台作为联络手段，本来就听得进话、经得住劝。
至于那些各大城市内的组织机构、以及靠近申城的一部分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由申城来指挥，锐京这边根本就伸不过去，想管也管不来，所以一切基本都是照旧，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但凡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样的局面是肯定不能一直这么持续下去的，因为这已经出现了分裂的风险。
之前也提到过，之前土共的组织架构可以大致分为中央-省委-地方三级，其中各路红军算作是地方一层，既由省委指挥，又接受中央的命令，具体要看该部红军的实力大小。
比如红四军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处于湘赣边界的缘故，湘、赣两省的省委都对其拥有指挥权，两边为当时的槿甘山提供了不少帮助，当然也下了不少绊子。
但因为白色恐怖及其余波，省委这一层级受损严重，而程刚插入之后又打着中央的旗号在里面“捣乱”，导致省委对红四军的影响力大减，规避了不少历史上的悲剧事件。
接下来红四军在赣闽边界壮大之后，又及时建立了与中央的无线通信，从此闽、赣两省省委与之再无上下之分，就连居中联络的作用也被大大削弱。
这么一来，整条线就变成了简单的二级架构，而类似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其他所有掌握了电台的根据地里，比如刘之丹与陕省省委之间的矛盾。
同时因为各种原因，这些电台短期内没法与申城取得联络，锐京就此占据了主导权，从而全国的组织被悄然地拆分两个部分：
通过既有的城市民用通信线路以及特派员制度联系起来的申城-省委一派，以及通过无线电台和程刚联系起来的锐京-根据地一派。
双方互有交叉，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关系，但又隐隐因为路线的不同而显露出各走一边的态势，只是两边都把握住了底线，没有公然喊出什么“第二中央”的分裂口号。
但与历史上罗章隆搞出来的那个闹剧不同，这可是在硬件层面上形成了分裂的基础，如果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话，即便继续保持现状，也会逐步变成事实上分裂。
毕竟罗章隆的做法，还是在原有的组织架构基础之上，强行把各个单位分成了两派，弄出了什么“第二省委”、“第二工会党团”之类的组织，这种方案用点脑子想想就知道肯定搞不成。
可眼下的局面，正统上有伍翔宇背书，财政上有程刚打底，内部拥有完善的通信手段，而且今年下半年还通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实现了几个重点根据地之间的多方位交流。
若是落到了一些偏激人士或者阴谋分子手中，是真的可能做出分裂行径，并且还有极大可能办得成的。
但显然伍翔宇也好，李润石也好，他们都万万不可能做出这般的举措，甚至肯定会宁愿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保全组织的健康平稳发展。
要知道，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如果贸然分割，无疑就会变成一场残酷的腥风血雨，尤其是当前土共还处于极为艰难的风雨漂泊阶段，也只有赤裸裸的阴谋家才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不提果共分裂带来的惨痛教训，单就罗章隆的那一次，他所发起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大部分成员要么被出卖给了果党并遭到捕杀，要么直接被锄奸队杀害，就连罗章隆自己也是不得不辗转逃生。
所以在九月份悄然返回申城后，伍翔宇根本顾不上指挥锐京方面的具体行动，而是迅速投入到了申城中央的管理当中，或者也可以说是赶紧接下了李利叁闯下来的烂摊子。
确实一盘烂摊子，虽然因为伍翔宇和李润石的掺和，申城对处于农村根据地的一部分红军队伍影响力大减，但李利叁还是成功发动了一场由全国各城市党团组织，以及一部分红色武装参与的大规模暴动。
结局也犹如历史上一般，几乎所有暴动都变成了鸡蛋碰石头，除了导致基层组织严重受损，伤亡惨重之外，就只剩下了些许的声势还存留在报端。
所以到了六七月份各地颓势已显的时候，李利叁的威望早就大大不如从前，等伍翔宇过来之后，很快就把中央的指挥权掌握到了自己手里。
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哪怕吃下了这场教训，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愿意反思，更不是所有反思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尤其在内部还有一小撮阴谋分子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