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话讲到这个份上的时候，其实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在部分觉悟较高的同志看来，这是对旧体系的妥协，而在另外一部分人看来，这又是在强人所难。
所以倒像是里外不是人了一般，对此，程刚在讲之前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是他还是选择了这么做。
没错，元、汪等人确实是土匪出身，他们心向革命的同时，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从长远来看当然也能算是一种隐患。
作为‘绿林豪杰’，他们虽然经过了一些党的培养与教育，但绿林习气仍然存留了不少。
而在其中极为致命的一个缺点，就是“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
李委员在时，就只佩服李委员以个人，说什么“李委员是中央才”，“我就听一个李委员的”，顶多再勉强加一个程刚。
而对隆朝青等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却是颇为看不起，在地方工作和人事安排等问题经常发生矛盾。
这就让地方上的同志极为难办，偏偏很多工作没得军队的帮助又很难执行下去，红军主力在的时候还好，这一旦分兵了，问题只会愈发明显。
历史上，三十二团的这两位头头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乃至被以不光彩的方式杀害，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对于当时的地方干部眼中，只有除掉此二人，才能使得边界的政权不再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而是‘真正的党所领导的政权’。
当然了，很明显这种态度是有失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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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也不是现在就立马抛弃他们的借口，如果用人的时候就虚与委蛇，不用的时候就喊打喊杀，这种行径短期内可能还不会出什么问题，但长期来看，谁会愿意和这样一股势力合作呢。
只是，对于此时的大部分同志而言，他们对于未来的发展是极度缺乏经验的，有时候往往只能依靠自身的觉悟和热情来做事，这一点其实无口厚非，罗马也不是一日可以建成的。
年轻冲动，没有经验，又缺乏斗争智慧，就很容易变得偏激，要么左要么右，甚至是时左时右，左完又右，右完再左。
说白了，还是缺乏明确的思想引领，以及足够的经验教训，对于这点，只能依靠时间来解决。
而且，也只有通过漫长的培养过程，获得一支合格的干部队伍，很多事情方才能施展开手脚，否则哪怕最正确的政策，到了基层执行起来，也会很快变味。
对于程刚来说，他对这段时期的第一印象，就是左与残酷，所以到了他具体执行时，就会下意识地偏向右与温和，说白了，他想充当一个厚道人的角色。
可是厚道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如果不偏向某一边，就相当于被两派一起排斥，要是没得足够的根基，轻则被架空，重则直接人道消灭，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你夹在中间，使得两边的斗争火力全都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作为眼中钉一般的存在，自然有不少人希望你尽快消失。
如果换了别人来的话，很可能只会成为众矢之的，但好歹程刚有个金手指在背后撑着，其他人碍于如此也不敢对他太过分，方才有那么一点执行的余地。
这次与地方武装派的三年之约，就是这位程主任的第一次尝试，具体有没有效果他自己也很难保证。
可能三年还没到，那几位就因为各种原因牺牲了，或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或是死在敌人手里。
同时也不排除因为力量天平的失衡，客籍占领上风，反客为主杀得土籍人头滚滚的可能性，这都是讲不定的。
至于三年之后，如果两派之间的内斗还能维持在可以接受的水平，那么问题其实反倒好解决了。
到那时核心红军的力量，必然发展到了一定层次，对于此地些许的矛盾，完全可以一力压制，不需要有过多的顾虑，只要不太过分，总是能收尾。
同样的道理，程刚也不怕这些人做大，如果他们心里头仍然以土匪自居，那么必然没有什么前途，以后是抚是剿都不会太难。
而若是确实心向革命，愿意做出改变，哪怕是不充分的改变，在他们彻底落伍之前，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再说了，就算是落伍了，只要不与红军作对，也可以给政策给出路。
不过，这一切的思路，都建立在程刚对革命未来极度自信，坚信红军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党必然会统一全国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信心，他才能表现得如此大气。
所以同时又要知道，这份信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或者说对于此时的大部分党员而言，都缺乏这种必胜的信念，在偏激的背后，其实还有强烈的恐惧。
正是因为自觉处于弱势地位，始终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一旦内部出现一个叛徒，就意味着整个局面的彻底崩坏，所以寄希望于赶尽杀绝所有的可疑对象。
在后面几年，斗争形势激烈的时期，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不只存在于上层，有时候上级政策很可能只是导火索，而基层当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才是最大的隐患。
这是一个新兴组织在艰苦环境中成长，所必须要面临的难关，迈过去了就是胜利，迈不过去就只能剩下一段历史资料。
即便是程刚自己拉起一支队伍，该遇到的麻烦照样一个都不会少，而且还很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的干部，而遇到更多的难题。
就目前来看，老老实实地跟着红军走，已经是当下他这个现代青年能够选择的唯一一条道路，离开了党，整个华夏很难再找到这么多优秀的进步青年。
无论他们过去、现在、未来将会犯多少错，至少在刚刚度过白色恐怖之后，这些人还愿意跟着党一起战斗，这份忠诚就已经颇为难得了。
若是还想要吹毛求疵，那么至少也得先找出足够的能够替代的干部苗子才行。
也正是这个原因，程刚极为大胆地选择了包容的态度，哪怕要承担里外不是人的风险，只要他的做法能够在未来稍微减少一点不必要的牺牲，那也在所不惜。
想到这里，程刚又再次打破了席间的沉默，只见他转向右边，对着这面的土籍干部说道：
“各位，我知道你们与三十二团的不少同志，或者说与客籍出身的这些干部有很大的矛盾，这点我不做过多干预，思想工作不是我程刚擅长的。
但就像之前所有的后勤分配一样，我后面还是会继续保持足够的中立，只要你们有合理的需要，都可以与我沟通，在我能做到的范围一定尽量帮助大家。
我向大家保证，后面绝对不会随意偏袒你们中的任意一方，这一年来我算是勉强做到了一些，但还不够，接下来欢迎各位监督，有问题的都可以直接批评。
但是，我也要给你们提出一点要求，无论是土籍还是客籍都是如此，现在革命还远远没有达到成功的地步，我们的根据地建设更是离目标差得老远。
在这种情况，可以有内部的矛盾，乃至争执我们都能容忍，但绝对不能有自相残杀的情况发生。
如果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就想着把对方干掉，然后觉得自己立马能顺利把持一方，贯彻己方的理念，这就是白日做梦。
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真遇到了这种情况，就别怪我程刚不讲情面。
不管是土籍杀客籍，还是客籍杀土籍，又或者有人觉得外籍干部也是个挡路石，想要挖掉，都还请尽早熄了这份心思。
你们之间怎么斗，哪怕把人撸下来了，只要程序正当，我都不会插手，但只要杀了人，那么抱歉，以后就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帮助！”
话音刚落，两边的干部无论土客纷纷骚动了起来，尤其是其中个别人，还有点坐立不安的味道，这时有人忍不住站了起来。
“程主任，要是真的有人犯了错，那我们还不能杀了，反倒要或吃好喝地养着么？”
说这话的是甬鑫县书记刘镇，从语气上来看，很明显对于程刚的这一套办法不太接受，但程刚也早就预料到如此，大家都是二十来岁的年纪，要真能服气那才怪了去了。
“当然不是，如果某位同志当真犯了要杀头的错误，那么枪毙了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就要好好讨论讨论，什么样的错才是要杀头的？刘书记，你先来说说吧。”
虽然以此时的组织力，哪怕真的讨论出了什么章程，到了具体执行的时候也不一定能起什么效果，但如果不讨论，那就更加没用了，所以程刚反倒乐意见到有人站出来。
“首先就是投敌，背叛革命的一定要杀头！”仓促之下，刘镇也说不出太多的道理，但这一条肯定是所有人都能接纳的。
“好，说得没错，只要是叛徒那我们肯定不能容忍，但是怎么确定这人是叛徒呢？
刘书记，我记得你的妻子是叫隆家衡吧？”
“对咯，程主任，这位刘书记可是去年刚和隆家衡结的婚，现在小两口感情好着哩。
不过啊，这隆家衡可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她老哥现在还带着一伙还乡团跟我们作对咯。”
还没等刘镇回复，这边的元纹财就有点阴阳怪气地把这里的底子给揭了出来。
“姓元的，你这是什么意思，隆家衡同志早就和她的家庭划分界限了，现在她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在这里说这些，难道还想搞把戏不成？”
元纹财的话还没讲完，甬鑫县副书记汪淮就站出来驳斥了。
他与刘镇、隆家衡等人都是甬鑫土籍出身，从小认识，又一同读书，再一起加入革命队伍，怎么能容忍别人对自己战友的污蔑。
“好了，这件事我早就清楚了，之前我也与隆家衡交流过，她确实是一位不错的革命同志，能够背叛自己原有的阶级，勇敢地站在工农的立场上与我们并肩作战，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包括刘镇同志与她的关系，李委员和我都是清楚的，包括去年他们两人结婚，也是经过组织的审查的，所以大家就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程刚的话算是勉强压制住了刚才躁动的气氛，不过他提出的这个案例，自然是有其目的的。
“但是，在这里请允许我打一个比方，如果某一天，我们在甬鑫的一支赤卫队遭到了敌人的埋伏，只有隆家衡同志等少数几人逃脱了出来。
而随后不久，就有人发现隆同志的哥哥，那位大地主头头私下里给她写了一封策反信，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