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最不等人的，转眼间就到了10月26日。
半个月前的10月10日，第2编遣区（主要负责驻豫、陕、甘、鲁四省的第二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将领宋折元、石敬庭、孙良城等27人，在阎西山、冯遇祥的策动下在长安通电反蒋，
这次推举阎、冯为国民军总、副司令，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折元等服膺三民主义，矢志革命，誓不与独夫共存，谨率40万武装同志，即日出发。”
半个月后，也就是今天清晨，常军与西北军在豫西龚县至登峰全线开火，常冯战争再次爆发。
在往前的九月初，时任常军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兼第4师师长的张发葵，因获悉常凯胜欲消灭所部，于鄂省宜菖公开反常，并开始联桂攻粤。
虽然就和之前若干次纷争一般，这些军阀内斗都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但无论如何，对于此时亟待发展的红军而言，最近这几年都会是一个不错的成长期。
——前提是不要光想着趁这些军阀混战，就开始四面树敌，打破本就不平衡的局面。
现在守住回昌也好，开发盐矿也罢，要完成这些工作，最重要的其实并不在于驻扎兵力，更不在于后勤物资，而是最关键的干部队伍。
当年解放战争为了和果党争夺当时国内最大的工业区，从华北根据地派了十万干部奔赴东北。
如果说这个时代红军能够拿出十万干部出来，那么别说赣省一地了，就算是直接把常凯申给车翻也不是件多难的事情。
毕竟，如果说在没有程刚参与的时间线上，制约红军发展的有干部和后勤两项的话，那么程刚这支蝴蝶到来之后，后者就不再是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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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前者不管在哪条时间线里都是最关键的难点，指望嘴巴一张、脑子一转，就蹦出来一堆合格干部，那是痴心妄想。
就目前的赣闽根据地而言，真正形成有效政权的地区，实际就只有锐京周边这一小块，而且还是依托着从槿甘山带来的那批行政干部，利用他们作为种子，才达成的这一效果。
至于周围的余都、凝都、上行、隆岩等地，基本上就是当地的党组织拉起一个草头班子，工农政府的牌子是竖起来了，可到底能对当地造成多大影响，这就实在难说。
形容得通俗一些，对于一个统治政权而言，最重要的两个能力，就是能收得上税、花得出钱，在这个过程中的效率越高，损耗越小，就说明政权的能力越强大。
即便是当初的槿甘山，也是在建立了将近一年之后，才初步将税收体系搭建起来的，即便如此，直到现在依旧是运行得磕磕碰碰，问题和麻烦层出不穷。
而到达赣南之后，因为前期军事压力较大，组织的大部分工作重心都集中在军队上，对于地方工作难免有些忽视，所以在行政领域的发展是存在一定程度退步的。
具体到细节上，就是在新开辟的那些根据地上，红军的经费来源又回到了最开始的打土豪上来——排除程刚援助的话。
这并不是说打土豪就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这种办法相当到位，在初到异地、不被当地人了解的开局时期，通过打土豪可以简明扼要地向大家表达自身立场，对于争取广大贫苦群众的支持具有极为重要的效果。
红军所打的土豪，在之前都是地方上的统治阶级，无论他们的表现到底如何，都无法否定他们是一群封建地主利益的最坚定拥护者，是新生政权的最大敌人。
所以红军打土豪，最重要的并不是获取到多少经费，而是推翻原有的封建统治，同时争取中下层人民的支持。
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摧毁旧世界很简单，建立新世界却要比想象中的难得多，更何况对于红军乃至党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并不清楚新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都不用看基层的同志，即便是中上层的那些人，没有搞清楚的也占了大多数。
包括对北边那个现成例子的理解，大部分人也只是从那些去过苏联的同志口中听来只言片语，然后再凭借自己的认识在脑海中形成一个粗略的想象。
说得难听点，跟皇帝的金扁担没什么两样。
因此，即便是程刚拿出后世的资料，给这些人看电影听广播，在没有经过地基本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之前，想要让他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达成共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顶层尚且如此，基层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就有落入流寇下场的可能，毕竟四处奔走，到一地便吃一地的富户，其实还是挺符合小农阶级价值观的。
这也是谷田会议希望解决的问题之一，对于此时的红军而言，赣闽根据地的地盘已经够大了，甚至可以说大大超过了这支队伍的消化能力，这时候就该埋头发育一波。
当然了，因为红军在湘赣边界时期的政权建设，并没有像历史上那般因为敌人的会剿而完全中断，相当于留下了不少种子，同时也给同志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实教育课。
所以相比于历史上的情况，此时红军当中的建设派并没有显得无足轻重，愿意花大量精力在地方工作上的同志也不在少数。
尤其在谷田之后，全军思想趋于统一，红军的工作重心自然开始转向于稳固当前地盘。
但是不得不认识到，偌大一个根据地所需要的干部数量，根本不是这支总兵力不到万人的军队所能供应得起的。
乃至因为地盘太大，需要更进一步的扩充军队，因此红军本身就已经陷入了缺乏干部的窘境，以至于这段时间里为了抽调干部支援地方这件事，前委内部就常常爆发冲突。
不过这种矛盾本质上还是无伤大雅的，只要双方的发展路线还在正确的那条道上，那么些许的纷争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争吵肯定没法解决核心问题，主要矛盾是在缺少干部上，而不在建设地方和发展军队的矛盾上。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
正因如此，教育工作很快就成了眼下最为紧要的事情，对于程刚之前不遗余力地支持教育一事，不少同志方才有了后知后觉的领悟。
只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想要培养出一批勉强够用的干部，没个一年两年的时间，是肯定搞不成的。
不过就像开头所言，现在仍然处于北伐后的新军阀混战时期，常凯申的大量精力被其他军阀牵涉。
历史上，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四年多时间里，掌握中央大权的常凯申与冯遇祥、阎西山、李宗人、唐生知等军事集团之间，与汪经卫、胡汉珉、孙柯等政治集团之间，时而刀兵相见，时而道弟称兄，进行了曲折复杂的勾结与斗争。
尤其是今年1月1日在金陵的果军编遣会议，常凯申确定了“裁遣军队，统一军权”的基调，随即成立以其为委员长的果军编遣委员会，还通过了《修正果军编遣委员会条例》、《果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秩序大纲》和“确定军费、统一财政”等一系列决议案。
说白了，通过这些决议案的实施，常凯申企图把军队的指挥、训练、教育、经费等都收归编遣委员会统一管理，达到限制和最后解散各集团军的目的。
如此一来，受到的反弹自然不计其数，所以大部分时候，地方军阀与金陵间的矛盾甚至要比与红军的矛盾还要剧烈，一直要到常凯申打败各反常派，与汪经卫合组金陵政府，这场斗争才宣告基本结束。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丢掉包袱的常凯申开始集中精力对付红军，使得根据地的处境愈发困难，最后在一系列因素的催化下，南方革命的大好局面付之东流。
所以在程刚看来，这个时候红军最好的路线应该是想办法苟起来，顺带给金陵政府多添点麻烦，尽量将混战局面继续保持下去，为自身发育留下更多时间。
可惜的是，现在整体左倾的局面是他一个人很难扭转过来的，他也只能给革命继续积累些本钱，不要随便浪一浪就败光了。
与此同时，除去花在工业、后勤、教育上的时间之外，他也花了大量精力与其他同志沟通，争取更多的支持。
至少现在，局势仍是在向好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