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云桐的反思，吴川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追究下去，他始终把话题约束在党的路线方针上，而不是扩大到对个人的批评上，这让在座的委员们都松了口气。
在纠正了宋云桐的错误思想之后，吴川接下来却又说道：“…当然，党在革命理念上不能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代表我们不能采用灵活的斗争方式。
借助资本家对于利润的贪婪，在我们弱小的时候和资本家进行合作，从资本家哪里获得资本和技术，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以等待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机，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也是不得不进行的斗争策略。
为什么我这样讲，只要看一看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钢铁产量就知道了，美国年产钢铁3180万吨，德国1760万吨，英国770万吨，沙俄480万吨，法国460万吨，奥匈260万吨，意大利93万吨，日本25万吨。
以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钢铁产能占据了世界钢铁产能的9成以上，他们的人口加起来还不到6亿，而我国和印度加起来的人口就超过了8亿，但是直到今年年底，我国的钢铁产能全部加起来也就不到每月5万吨，折算成年产量不到60万吨，连意大利战前的产能都没达到。
钢铁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实力最基本的指标，修建铁路需要钢铁、造船需要钢铁、制造机器需要钢铁，制造大炮机枪炮弹更是需要钢铁。只要了解一下欧洲大战每天消耗掉的钢铁和火药数量，就知道当前各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从人口决定胜负转向了工业决定胜负。
曾经的欧洲压路机俄罗斯帝国，在这种现代战争的模式下，也就只能欺负一下奥匈帝国，对上德国就是一败涂地，虽然俄罗斯的战败有着许多因素，但是我认为最基本的一条还是工业实力和德国相差的太远的缘故。
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像上个世纪那样一两场大战就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的历史将不会重现。今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将会变得异常的持久和血腥，只要一国的工业力量没有被摧毁，那么在其人民的战斗意志没有消失之前，这个国家就不会轻易的退出战争。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仅在于被压迫人民对于压迫者的思想斗争，也是双方所掌握的物质力量的对抗。
按照我个人的观点，无产阶级不会首先在先进工业国内获得胜利，而是会在那些落后的工业国或是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
为什么我会如此判断，因为在落后的工业国和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内，人民不仅要被本国的资产阶级压迫，还要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这些地方的人民对于革命最为迫切。同样，因为这些地方的工业基础薄弱，所以本国统治阶级的力量也就相对弱小，人民也就容易取得革命的成功，比如我国的辛亥革命就是如此。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但是，基本这些国家取得了对于国内封建统治者或资产阶级的胜利，他们也还是要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的封锁威胁的。请各位想一想吧，如果欧洲大战的双方，不是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是用来继续压迫亚非拉的人民的话，我们要如何挡得住这样的入侵力量？”
宋云桐原本有些低落的情绪，听了吴川这些话之后终于恢复了不少，他赶紧点了点头附和道：“主席说得对，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才刚刚突破年产粗钢50万吨的产能，而且因为采用的是平炉炼钢法，还需要从美国进口废钢铁作为炼钢原料，否则就不能提高粗钢的产能，可见当前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是得不偿失的。在我们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之前，我们还是应该维持当前和外国资本家的合作的…”
这下，就连一直主张扩大公有制经济的几位委员们，也只能保持了沉默。在当前中外矛盾并不激烈的现在，甚至于对革命委员会来说，提供了大量采购清单的帝国主义，完全就是一群散财童子，在这个时候要同帝国主义进行切割，无疑是得不到更多群众的支持的。
吴川待各位委员们表明了态度之后，这才继续说道：“在坚持党的理念下，暂时的和资本家进行合作，以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一个斗争策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问题。
甚至于，在坚持党的理念下，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没什么。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从天而降的天堂，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生长出来的文明之花。就好比从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也不过是人类文明的进程之一。
强行的割裂共产主义同此前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联系，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而是宗教化的唯心主义。因为只有宗教才会试图脱离现实，完全打造出一个属于神的伊甸园来。摒弃资本主义那些腐蚀人心的文化和压迫人的制度，才是诞生共产主义的前提。
而且，我也希望大家注意到一点，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步入死亡，他们还在焕发着活力。假如我们把注意力多放一些在美国人身上，就能看到美国的资本家并不是那种顽固到拘泥不化的封建地主，他们也在采取措施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
比如福特为工人提供的高工资，美国政府颁发的反垄断法案，当前美国实施的战时物资供应模式和试图对资本家增收战时附加税的呼声，这些政策无一不是在调节国内的阶级矛盾，并遏制资本和工人的组织。
从某些政策上来看，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正在用一些社会主义的调控方式来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尚且不忌惮用社会主义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却对使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感到不适应呢？我认为这种情绪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
虽然吴川召开这场会议的目的是同各位中央委员们讨论关于党的未来道路问题，但是在会议深入进行研讨之后，这场会议最终还是变成了吴川个人的演讲会。
倒不是说吴川有意如此，而是这个时代的人对于知识和世界讯息接收的速度，实在是难以同穿越者相比较的。就好像6、70年代的中国人通过广播来了解国内外的新闻；8、90年代的中国人通过电视和大量的报纸杂志来了解世界；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从互联网上去认识世界。
这种知识和信息量的吸收，使得各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相当不同的。基本是21世纪的小学生，就知识的广博上来说，都是要超过70年代的高中生的。并不是说21世纪的中国人比19世纪的中国人更聪明，而是他们的见识要远远超过了古人。
因此，虽然宋云桐、朱和中等人都是这个时代少有的聪慧之士，能够在共和党内脱颖而出并主持某一方面到1915年的委员们，至少都不是蠢人。但是他们和吴川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局限于自己的认知，最终都只能听着吴川侃侃而谈。
这样的会议开久之后，大多数委员们也就习惯了听从于吴川的演讲，如果不是吴川极力要求每次会议上各人都应当发表自己的意见，党内的大多数会议上就要在事实上形成吴川的一言堂了。
对于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斯维尔德洛夫在心里也是微微叹了口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会议上，他并不是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比如列宁同志和托洛斯基在会上发表演说时，同样也是这样的鸦雀无声。
但是，即便是列宁和托洛斯基在党内也不是不被人质疑的，可是在共和党内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声音。归根结底，从1911年革命爆发以来，吴川对于革命的每一步判断都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那些曾经反对吴川的声音，不是在党内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被党内同志们自动边缘化了。
于是到了今日，共和党内能够和吴川并驾齐驱的中国党员几乎已经没有，也只有他们这些俄国老布尔什维克们，还能够在党内勉强同吴川辩论上几句，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份问题，中国党员并不能全身心的信任他们。
看到吴川在今日的会议上再次统一了中央委员们的思想，决定了党未来要走的道路，斯维尔德洛夫既感到喜悦，也不无感到担忧。
虽然列宁同志所呼吁要建立的政党组织，是需要极为严格的铁的纪律，全党应当无条件的服从于中央的决定，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到底还是深入的研究过马克思思想，并信服共产主义的。但是共和党却并非如此，这个党组织虽然是按照列宁的主张所建立的，但是党员们大多信仰的吴川个人而不是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