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波特兰大街49号，这是一幢三层的红砖小楼，也是满清第一任驻英公使租下的大清公使馆，民国成立之后，民国政府的对外外交人员几乎未变，各驻外公使馆、领事馆只是换了一块牌子而已，这里自然也就未变。
这间公使馆内最著名的一个房间，不是公使的办公室，也不是用来待客的会客厅，而是顶层阁楼内的一间仆人宿舍，这是满清公使囚禁孙中山的地方。随着民国成立，倾向于共和的留学生，只要路过伦敦的，没有不过来瞻仰一番的。
现任驻英公使刘玉麟是1913年12月上任的，留美幼童出身的他对于共和一向抱有好感，但是袁世凯的专权和宋教仁的被刺事件，又使得国内的共和道路濒临失败，这使得刘玉麟对于中华民国现政府大为失望。
而他接任驻英公使的背景，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中英西藏问题，只是英国人自觉尽占优势根本不愿意和他这个驻英公使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涉。
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入侵西藏的英印政府反而成为了北京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仲裁人。英印外交部长麦克马洪对于北京政府的代表不断施压，还用了许多上不得台面的肮脏手段，犹如在对付英印政府下属的印度土邦的代表。
到了1914年4月27日，在麦克马洪所规定的谈判最后期限日，麦克马洪使用了威胁和欺骗的手段，最终迫使北京代表陈贻范草签了西姆拉协定。但在北京政府的激烈反对下，4月29日陈贻范通知英国方面，北京政府否决了他的签字权力。
于此同时，北京政府电告了驻伦敦公使刘玉麟，要求他到英国外交部声明，陈贻范在签字之前没有获得北京的许可，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英国外交部却认为西姆拉会议已经结束，英国不能就同一个问题再次谈判，并要求中国方面承认西姆拉协定。
6月6日，朱尔典给北京政府发照会，认为西姆拉协定是解决西藏问题之唯一法案。英国政府威胁北京，如果中国方面不在6月底之前在正式条约上签字，那么英国将同西藏方面单独签字。
刘玉麟已经注意到，英国外交部对于西藏问题已经不存在让步之可能，而中国其实除了抗议之外并无其他反制手段，因此心力憔悴的他一度试图向北京辞职。
不过他身边的秘书却劝说他再等等看，因为直到今日为止，革命委员会对于西藏问题和西姆拉会议始终一言不发，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作为此时国内唯一能够同北洋集团抗衡的军政势力，在外蒙古问题上否定了北京和俄国之间，俄国和库伦之间任何双边谈判的革命委员会，哪怕是为了打击北京的政治声誉，他们也不应该对西藏问题一声不发。
刘玉麟思考再三之后，于是就收回了想要辞职的念头。只是他并没有等到革命委员会对于西藏问题的出声，倒是等来了欧洲大战的开启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严格的来说，应当是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政府之间的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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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场战争的爆发，倒是让英国政府开始对于西藏问题有所软弱下来，虽然英国外交部并没有接受中方的意见，但是对于西藏问题开始了冷处理，显然是想要将这一问题推到战后去解决了。
刘玉麟见此开始主动同英国外交部再次交涉起了西姆拉协定的合法性，就在英国外交部采用拖延战术应付刘玉麟的时候，东方的中日战争却以日本迅速的失败而走向了结束。得到了战争胜利的消息之后，刘玉麟的态度于是开始趋向于强硬。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对于中国公使刘玉麟的态度虽然有所改观，但是也只是在口头上答应，他会同英印政府进行沟通，把西藏问题压到战后再行商议。但是对于西姆拉协定的合法性，他却始终不肯做出任何的表态。
就在刘玉麟一筹莫展之时，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大战，而国内突然又传来了一份电文，指示他就英国的禁运政策和无礼扣押中国商船的行为，同美国驻英国大使进行联络后，联合向英国政府递交照会。
刘玉麟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同美国驻英大使佩奇博士进行了联络，虽然他具有留美背景，但是他很清楚自己的留美经历并不能动摇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此前就西藏问题他向美国方面进行求助时，对方就婉言谢绝了他。
但是这一次，美国驻英大使佩奇不仅热情的接待了他，还同意了和刘玉麟一起向英国外交部递交照会。这令刘玉麟颇有些喜出望外，赶紧跑回去准备外交照会，并发了电报给留法公使胡惟德，向他请教这份照会该如何写作。
就在他和胡惟德两人讨论照会内容时，国内又发来了一份电报，电报上注明照会上应当加上以下内容：“作为中立国，中国政府有权力参照英国政府所颁发的禁运名单，禁止名单目录上的货物通过中国的土地流向交战国。”
刘玉麟斟酌再三之后，把这句话稍加润色，就添加进了自己拟定的照会中去。11月9日上午，美国大使佩奇博士和中国公使刘玉麟，一起来到了白厅街，把各自的照会递交给了英国外交部。虽然双方并没有发出联合照会，但是这种共同上门的姿态，已经表明了中美双方在中立国贸易问题上的共同进退。
美国有近1亿人口，中国有亿多人口，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就占据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英国人即便再怎么傲慢，面对中美有可能接近的局面也不得不慎重了起来。
美国人的照会，和格雷子爵预料的差不多，依旧是老调重弹，内容不过是英国的海上禁运政策违反了伦敦宣言，损害了美国的正常商业利益，如果英国继续执行有害中立国贸易的禁运政策，那么美国就不得不考虑对协约国供应的商品涨价了。
格雷子爵对于美国人这种小商贩的心态简直是嗤之以鼻，虽然欧洲大战爆发之后，英国对于美国一直采取安抚的政策，但是英国政府并不认为自己对于美国是没有反制措施的。
一个是美国进口的原材料大多来自于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而美国出口贸易的四成也是输往英法在海外的殖民地，因此美国人真的敢大幅度涨价的话，英国同样可以考虑对输入美国的原材料进行限制。
其次，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牢牢的控制着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哪怕美国人把自己所有的海军军舰都放在东海岸，也只能保住本国的近海区域而已。毕竟美国和德国的军舰合在一起，总吨位也没有超过英国皇家海军的万吨，再加上太平洋上还有日本海军的70万吨。
所以美国人不管再怎么叫嚣，也只是被困在美洲孤岛上的一只狮子，基本影响不到欧亚大陆的政治。当然，英国人现在也不会去招惹美国人，总要先把欧洲的这头狮子给打压下去，接下来才轮得到美洲这头狮子。
但是当美国人拉上中国人一起提出抗议，这个局势就相当的微妙了，特别是在中国刚刚击败了日本的陆军后，东亚的秩序已经有些脱离大英帝国的控制了。就这一点来说，格雷子爵对于朱尔典是有所不满的。他认为这位英国外交官当中的中国通，也许是在中国待的太久，已经忘记了英国外交的根本原则，而是把保住他在中国太上皇的地位当做了首要任务。
假如朱尔典认真的考虑过帝国在东亚的利益所在，就不可能让中日走到战争这一步，这场战争不管谁赢都打击了英国在东亚的统治威信。而漠视中日双方爆发战争，无疑就是朱尔典试图借助日本的武力打击中国内部的新兴势力，从而继续保住当前这个对朱尔典百依百顺的北京政府。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朱尔典显然是搞砸了。他不仅没有利用日本人完成打击革命委员会的目标，反而暴露了英国在东亚力量不足的弱点。而日本对华作战的失败，也就意味着在东亚出现了一个可以牵制日本的力量。
假如这只力量是亲近大英帝国的，那么倒是一件好事，至少在大战期间东亚是安全了。但是这只力量倒向了美国之后，对于英国来说就变得极为尴尬了。这等于是帮助美国解脱了太平洋方面的战略威胁，日本人显然不可能在一个虎视眈眈的对手注视下，把自己所有的海上力量都用于对付美国人的，那等于是自杀。
而英国的海上力量虽然比中国要强大的多，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基本毫无用武之地，因为中国的海上防御几乎是零，哪怕是日本海军都足以封锁住中国的海岸线了。但是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利的都是欧洲列强，封锁中国等于就是砍断了列强对于中国的吸血管道，这大约是中国人求之不得的局面了。
于是，当中国在外交照会中发出威胁，表示要在中东铁路上实施同样的禁运名单时，确实比美国人还要有威胁力。而且格雷子爵即便用自己的屁股去考虑，也知道现在的中国人在战胜了日本人之后民族意识有多么高涨，而中英之间的西藏问题已经完全破坏了中英政府之间的互信，一旦革命委员会真的在中东铁路上搞起了禁运名单，那么英国在中国几乎得不到任何同情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