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党的中央委员们汇报完了自己的美国之行后，吴川随即也谈到了关于自己不在国内期间的党的工作，“…首先我应该感谢同志们的努力，使得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各项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比如辽河和松花江支流的治理；佳木斯城市及钢铁厂的建设工作；鹤岗、抚顺等主要煤矿的建设；松花江公路铁路两用桥梁的合龙；哈尔滨到绥化铁路的完成；牡丹江至林口的建成；齐齐哈尔到昂昂溪到洮南的铁路改建、新建工程的完成；北满各主要城市之间的交通公路的建设…
以上这些工程的完成，不仅粉碎了我们的敌人对我们的造谣污蔑，认为我们是一群只知道盘剥民财却不懂建设的梁山好汉，也极大的提振了东三省人民的士气，让人民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国家的，并不需要找一些帝国主义者来指导我们。
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建设项目，我们还摆脱了北满交通完全受制于人的局面。等到明年四洮铁路、林口至佳木斯铁路、绥化到海伦铁路完成后，那么我们就能将吉林、黑龙江进一步联合成为了一个整体，从而确保辽宁、吉林中部地区能够给与北满地区以更大的支援。
依托于南满地区上千万的人口，我们在北满地区就能够完全压制住沙俄的力量，迫使其进一步让出北满地区的特权。因此，绥芬河、牡丹江、林口、佳木斯、鹤岗、绥化、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这些城市将会成为下一步国防建设的重点。只有先确保了这些城市的安全，我们才能确保北满的中心-哈尔滨的安全…”
在夸奖了同志们的出色工作和顺便提了提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后，吴川这才话题一转说道：“不过，除了同志们获得的这些功绩之外，我也要批评一下同志们在工作中的缺陷。
第一是官僚主义，去年我离开哈尔滨南下时，一路上就发现了不少同志已经学会打官腔了，他们对于人民的需要没什么兴趣去了解，对于上级的爱好倒是了如指掌。
过去限于革命的迅速发展，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大量的旧衙门属吏，虽然我们一直试图对他们进行教育后再使用，但是现实的发展却使得我们的教育多半流于形式，为了尽快稳定地方上的局势，对这些旧官僚匆匆培训个几天就把他们给放回去工作了。
现在毛病就开始浮现出来了，这些旧官僚依旧在底下搞着老一套，只有在我们派出人员去当地调查了，他们才稍稍收敛几天，然后安排好人员应付上级的检查。虽然大多数同志并没有被这种低级的手段所蒙蔽，但还是有这么一些同志放松了警惕，从而被他们蒙混过关了。
是的，这些旧官僚在稳定地方上很有一套，我们某些同志就是存着不想惹麻烦的心态下去的，所以才会对这些旧官僚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我要请大家想一想，这种被旧官僚把持的地方，一旦真的危险来临了，这些地方的群众真的会支持我们吗？
我们今日对于他们的苦难无动于衷，那么日后当反动派们拉着我们去砍头的时候，人民也一样会自扫门前雪。昔日用这些旧官僚稳定地方，是为了防止地方上出现混乱从而让人民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并不是说我们就这样同这些旧官僚妥协了，然后大家就待在城市里享受革命红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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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比那个什么韩边外，满清的时候他家聚众自保，也算是保护了一方百姓，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承认韩家有着进步性的。但是韩家霸占了夹皮沟金矿不说，还强迫夹皮沟周边的百姓把地契交给韩家，从而年年向韩家交税。他的家族倒是兴旺发达了，在吉林城内建起了豪宅，但是夹皮沟金矿周边的百姓却都成了韩家的奴隶，为他们家卖命干活去了。
从革命委员会进入吉林开始，夹皮沟的百姓就有来告状的，但是我们的同志生怕得罪了韩家，觉得要是韩家煽动数千矿丁闹事就麻烦了。因此凡是告韩家的案子一概不接。这和前清的老爷们有什么不同？
第二是贪污腐败问题，从革命以来，我们革命委员会的财政收支虽然不平衡，但是资金上一直都是很宽裕的。而从日本人决定和谈之后，我们的工业规划项目又着急了一些，一下就上马了数十个大型项目，在建设人手不足之余，也造就了某些项目负责人的权力过大。
这些人只要签个字就有数万数十万的钱流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了，看着别人的钱来的容易，有些人的定力就不足了。吃喝玩乐不用花钱是基本，让人送房子、票子、女子是理所当然。要我说，你要是有能力就辞职去发财，我绝不会拦着。但是仗着人民给的权力，往自己口袋里捞钱的，有一个我就要查办一个。
我们还没有解放全国呢，就这么腐败堕落，那还谈什么消灭压迫，建立新中国？光是想一想帝国主义环绕的局面，你也敢挖新中国的根基？
第三是浪费问题，虽然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被敌人腐蚀，但是做起事来却太过于大方了，丝毫没有成本的概念。当然这一点毛病我也有，在某些时候因为缺乏对于项目的了解，从而给与了过高的估算。
不过我希望大家了解，眼下我们虽然从国外拉来了不少投资，但是投资是需要归还的。如果我们继续这样铺张浪费下去，最终只会破坏了项目的建成，从而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要多多去熟悉自己手中的项目，只有先熟悉了项目的内容，才能够准确的判断项目的成本和提出合理化的节约意见。
当然，我希望大家能够正视浪费问题，但是千万不要把国防事业和科研事业中必要的支出当成了浪费，那是另外一回事…”
吴川提出的批评事项让党内的中央委员们悚然而惊，于是几乎都不用他再说什么，各位委员们已经认同要发起一次整风运动，针对党内外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和工程建设中的浪费问题进行全面的整顿。当然，这也是共和党在这1年半内的快速成长之后，终于有余力开始清理那些跟不上形势的旧官僚了。
共和党和此时关内的那些资产阶级政党不同，这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政党，虽然一开始的成分过于知识分子化了些。但这也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通病，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号称是工人阶级政党，但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占据着党的领导地位。
但在政党的组建上面，共和党可一点都没有走歪路，从一开始吴川就旗帜鲜明的表态，共和党作为劳动阶级的代表，决不能搞党内自由表决，必须要建立起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坚强有力的党组织。
所以加入共和党的党员们有两点是很明确的，第一、党内生活必须要接受民主集中的原则；第二、共和党必须要领导政权前进，而共和党员必须要做好领导政权的准备。
吴川提出的三个批评，虽然让党员们感到心里有些不舒服，但是在这批评意见的背后，却也同样让他们看到了借此清理政权内部，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的可能。没有人会拒绝党的权力的扩大，不管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吴川斟酌再三还是决定要面对最为艰难的一个问题，他开口对着众人说道：“最后，我还要再说一件事，就是关于外蒙古独立的问题。
虽然这件事已经技术性的搁置了，但是不管是中国党员，还是俄国党员，我听说在私下里都有着一股怨气。这股怨气如果我们视而不见，那么最终就会成为我们内部的隐患，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炸了。
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在这个会议上说一说我的看法。首先，中国党员认为外蒙古独立事件是沙皇政府在背后操纵，这是又一起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事件，我认为这个说法并没有问题。但是我反对把沙皇政府制造的罪行扩大到全体俄国人民头上去，特别是把党内的俄国同志也视为了沙皇反动力量的代表，这种极左思想，在党内必须要加以严厉的批判。”
在吴川的注视下，朱和中、宋云桐等人不纷纷表态支持，要对党内的极左思想进行清理。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也赞成了吴川的主张，不过他们也表示对于错误的思想要进行批评，但不能因此影响了党内的团结。
吴川接受了两人的意见，但随即又对两人说道：“但是，对于俄国党员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虽然大多数俄国党员在外蒙古独立事件立场很坚定，但也有少部分人却认为库伦活佛的独立是蒙古民族的自决，共和党不应该去加以干涉。
我很不理解，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立场才能说得出这样的话？难道在他们眼中，库伦活佛和那些蒙古王公们已经能够代表蒙古民族的意愿了吗？反过来说，他们是否也认为沙皇政府代表着俄罗斯人民的意愿？”
斯维尔德洛夫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精彩了起来，他正在沉思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已经毫不讳言的表态道：“我并不认为库伦活佛和蒙古王公能够代表蒙古民族的意愿，对于这些布尔什维克们的错误观点，我看也有必要加以整肃了。”
斯维尔德洛夫也只能苦笑着附和说：“我同意捷尔任斯基同志的意见。”
吴川向着两人微微颔首致意，接着又对着众人说道：“中国共和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结盟是有着一个坚实的基础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就是中俄无产阶级的联盟。
这一联盟的最低目标是推翻各自国内的压迫阶级，建立起一个属于劳动人民的共和国。我要请大家记住这样一件事，中俄两国劳动人民所要建立的共和国，并非继承于任何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而是各民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民主联合体。
试图继续用帝国主义法权来要求其他民族接受过去所签署的不平等条约，都是脱离了革命道路的沙文主义，哪怕是冠上了革命的头衔，它也依然是革命的沙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