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的日本还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只计算日本列岛的话全国约万人，其中74%的人口居住在1万人以下的小镇乡村中。
欧洲大战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景气，使得工厂就业人数从1914年的85万人猛增到1915年的100万人以上。不过大量农村破产农民的进城导致城市剩余劳动力出现富余，和急剧上涨的物价相比，付给工人的工资增长就比较有限了。
不过这对于资本家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成本增长有限而商品价格却在快速上涨，也就意味着他们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了。
除了三井、三菱这样的老财阀们不断的扩张着财团的势力，新一代的日本财阀也正凭借着欧洲大战带起的东风和自身的冒险精神，在这场欧洲大战的盛宴中迅速崛起。
不过，不管是新财阀和老财阀，都已经意识到了革命委员会投资下的各大企业的迅猛增长势头。去年接任三井合股公司理事长团琢磨，在今年10月邀请了三菱、安田、住友等大企业的负责人在东京丸之内的一处俱乐部内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谈，试图建立起一个能够联合起日本各大工厂的组织。
在这场聚会上三井的领袖团琢磨不加掩饰的对与会的众人说道：“去年我国的企业注册资本，有据可查的资本累计总额大约为221829万日元，对应的注册公司是16858个。而根据我们调查，光是革命委员会治下去年的注册公司就达到了13560个，对应的资本是亿共和元，相当于210526万日元。
虽然这些资本并不都是中国人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外国的投资。不过和1912年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企业资本相比，至少增加了倍。革命委员会相当于用了3年时间就走过了我们过去15年的工业发展之路，这种速度不仅让人惊骇，也对我国的工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三菱的岩崎小弥太也忧心忡忡的补充道：“我们去年的制造业总产值是25亿6099万日元，其中重化工产品的比重不过才22%。但是革命委员会治下的制造业去年总产值至少超过了10亿美元，其中重化工产品的产值比重约占了37%。
比如现在的石油制成品、化学染料、柴油发动机、电气类制品、无线电制成品、汽车和自行车等工业品，我国都远远不及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企业。这样下去，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就会超过我国，成为东亚第一工业生产国了。
从本次欧洲大战的情况来看，未来战争将取决于一国之重化工工业的发展程度。我国和中国相比，人口数量不及，可耕作的土地不及，自然富源不及，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工业制造的能力和军事力量的领先了。如果这两点也被中国超过的话，今后我国恐又将要仰中国之鼻息了。”
三井、三菱两大财团领袖一同表现出的，对于中国产业发展速度的担忧，引起了与会的日本企业家的担忧。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日立矿山的久原房之助一边点头认同两人的主张，一边发言支持道：“团理事长和岩崎社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日本国土狭小而资源贫乏，如果不能获得大陆上的资源，那么日本工业的发展是没有未来的。
我于年中之时和中华革命党的党魁孙文博士有过几次会晤，我认为孙文博士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亚细亚主义者，对于我国存有极友善的态度，如果能够和他进行合作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从革命委员会尚不能涉足的南方打开缺口。”
时任满铁理事的犬冢信太郎对此赞成的说道：“孙文博士确实是我国最好的友人，之前和我国一起创办中日实业公司不说，今年年初还同我们签署了《中日盟约》，只可惜被一群目光短浅的中国革命党党员所阻，将盟约内容刊登在了中国的杂志上，导致其在国内的名誉大损。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其在中国南方的影响，把日本企业的力量打入中国南方各省的话，那么支持孙文博士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不过也有人反对道：“中国南方各省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为山地地形，如果想要开发南方各省，就必须要先取得长江的控制权，但是这样必然就要同英国、法国、美国发生冲突，以我国的力量恐怕是难以和这些欧美列强相抗衡的。
而且中国南方人口繁多，几乎没有可以殖民的地区，怎么能够和土地广阔且未开发的满洲相比呢？我觉得向中国南方发展恐怕是不大合适的…”
久原房之助立刻反驳道：“谁不知道满洲更适合我国殖民开发呢？但是就中国当前的政治局势，想要对满洲殖民的话就得先击败革命委员会，可是我们有胜利的希望吗？
从1911年开始，我国和革命委员会交手了两次，一次丢掉了南满，一次丢掉了北朝鲜，要是再战败一次那就连南朝鲜也保不住了。我不知道军部是怎么考虑的，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应该再对革命委员会发起战争，免得自取其辱。
而且当前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提供了不少贸易机会给我们的。如果双方一旦交恶，那么我们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贸易就会全部断绝，国内有多少企业会因此倒闭？那么到时谁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呢？
南方虽然是英国和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他们现在不是在同德国人打仗吗？现在正是我们进入中国南方最好的时机。至于美国人，他们已经获得了满洲和山东的投资机会，又忙于为欧洲大战提供物资，现在也无暇关注中国南方的形势。
中国人不是有着这样一句古话么：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要是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等到欧洲大战结束列强返回亚洲的时候，那时我们才是什么都做不了了。”
团琢磨和岩崎小弥太对此都纷纷点头，认为久原房之助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就在众人蠢蠢欲动的时候，犬冢信太郎此时反倒有所犹豫的说道：“向中国南方发展固然是一个出路，但是诸位有没有考虑过革命委员会那一位的反应？”
和室内顿时安静了下来，虽然犬冢信太郎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位是谁。如果说过去中国让人忌惮的是那位北洋大臣袁世凯，那么从辛亥革命到去年的山东之战中这位满清时代的强人和他的北洋军的表现，已经让日本人对其失去了这点忌惮之心。
但是革命委员会的那一位，则凭借着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的一系列表现，让日本的政商精英们都意识到，这位才是日本目前大陆政策的最大对手。
革命委员会在军事上、外交上的表现就不提了，日本陆军省及外交省已经就1911年以来的一系列失败召开了数次反省会，研究自己到底失败于何处。
在座的并不是没有和政界交好的人士，按照他们打听到的消息，陆军省和外交省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他们并不是失败给了革命委员会的实力，而是败给了革命委员会的预判。
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革命委员会忍住了在北满起义成功后立刻南下的诱惑，当时满清在南满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委员会完全可以击败南满的清军，从而把北洋军堵在山海关内，那样的话南满护路军就几乎不可能为革命军所包围击败。
但是革命委员会似乎预见到了南满护路军的反应，于是迟迟不肯南下，反而在长春-四平一线大修防御阵地，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去年的山东和朝鲜之战也是如此，革命委员会在三年内扩展了如此强大的军势，按照陆军参谋总部的看法，在袁世凯得意洋洋的派兵南下镇压二次革命时，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就可以南北夹击北京，从而一举混一中国了。
但是革命委员会居然隐瞒了自己的实力，还在同北洋集团虚以委蛇，导致陆军再次出现了误判，以为革命军是因为实力不足才对北洋集团作出了让步。
从这两次战事的过程和结果来看，革命委员会显然没有把袁世凯的北洋政权视为敌手，而是一直把日本当成了最大的敌人。正是因为革命委员会正确的选择了对手，所以才能处处占据了先机，让轻率出动的陆军损兵折将。
陆军参谋们推导出来的结果，因为把矛头指向了包揽把持陆军指挥大权的长州派，毕竟这两次战争的挑起者都是长州派的头面人物，因此最终被抹去了结论。不过这一判断还是从反长州派的青年将校口中流传了出来。
作为工商业者，在座的日本企业家自然不会去关注军中的权力斗争，不过他们对于革命委员会，或者说那个把日本视为对手的革命委员会领袖，还是存有相当的敬畏的。光是看这位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不断向外借债发展基建和工商业的魄力，和欧洲大战突然爆发带给革命委员会的机遇期，就无法不让人对其心悦诚服。
沉默良久之后，还是久原房之助打破了室内的沉寂说道：“如果这位想要入关南下，那么去年山东之战结束之后就可以南下了。看革命委员会一门心思在满洲和山东搞建设，显然是想要先充实根本再图南下，那么至少我们有数年的时间可以发展，至于以后的事，就等事到临头再去解决好了，大不了就和现在的满铁一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