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顾维钧和美国公使保罗.芮恩施显然很有共同语言，而作为一个有志于在外交方面发展的新式官僚，顾维钧几乎每晚都会参加东交民巷举办的各种舞会和沙龙，以获得同各国外交官熟悉的机会。
因此在芮恩施上任还不到一年，顾维钧已经成为了美国公使馆的常客。作为革命委员会办理涉外事务的委员，王葆真自然是极为重视和美国公使芮恩施的关系，毕竟现在的美国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已经结成了类似于准盟友的关系。
如果说1913年吴川的访美活动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还有一个亲美的地方政权外，那么在欧洲大战爆发后的今日，美国政府已经看到了用革命委员会牵制日本和日英同盟的可能性。
不说芮恩施和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卫理本就坚定的“反日派”，光是革命委员会和美国企业界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就不能让美国政府容忍日本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入侵行动。
而革命委员会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同样给了坚定支持革命委员会的芮恩施在国内和远东以巨大的政治回报。此前因为大战的爆发，使得英法不得不向美国有所怀柔，但英法并不认为美国有威胁协约国的力量，毕竟美国只有一只人数不多且装备落后的陆军和一只稍具规模的海军，自保有余而进攻不足。
在外交场合上英国总是把美国视为大西洋对岸的表亲，但在私下英国人常常抱怨美国人，“小商贩式的外交思维，几乎没有什么长远的外交方针，让人难以适从。”
因此英法几乎从不理会美国政府对于欧洲事务的看法，即便大战开始之后对于美国政府的拉拢，也是为了获得美国的信贷而不是希望美国插手欧洲事务。对于英法来说，除了在美洲事务上要稍稍听一听美国政府的意见外，这个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基本和美国无关。
在远东地区，美国外交官的意见同样是不大重要的，除了他们在附和英国的主张时才能获得一些尊重。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却有了极大的改观，革命委员会对日作战的胜利，不仅宣告了东亚一只新势力的崛起，也极大的打击了英法对于东亚事务的决定权。
在外交方面革命委员会需要美国的出声支持，而同样美国在东亚的发声也需要革命委员会在背后进行背书，双方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合作，也就造成了王葆真和芮恩施个人关系的亲密，即便双方相交时间并不长。
不过令芮恩施有些头疼的是，他所喜欢的顾维钧和王葆真之间的关系却算不上好，双方几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在他面前。即便在他这里碰了面，必然会有一方选择告辞。
只是10月14日这一天，顾维钧终于还是主动找上了王葆真，试图找他谈一谈，以打破当前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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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听了顾维钧口若悬河的说了一大通之后，王葆真只是反问了他一句道：“顾先生，你今日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告诫我的能，还是以外交部顾问的身份来做说客的呢？”
顾维钧沉思了片刻之后说道：“我只是以一个国人的身份，站在维护中国的利益上来对贵方说这些话。我承认，若无贵方在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就不能营造出当前于我国外交有利的大好局面。
但是贵方的力量在中国之内或可称雄，真要放到国际上去衡量却是不值一晒的。想来王兄也应当看过了欧洲大战的不少报道了，欧洲列强一场会战就要损失十万乃至数十万的人命，与之相比东亚的战争简直都算不得什么战争了。
今日协约、同盟两大集团之所以对我国避让三分，并不是因为贵方的武力，而是在于这两大集团无暇分身而已。一旦欧洲结束，不管胜者还是败者，都不是我国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
由是，当前对于我国最好的选择，应当是趁占着上风的时候尽快和协约国达成妥协，以免被同盟国拖进欧战中去。也可防止欧洲大战分出胜负之后，列强再次携手对付我国，这才是对于国家最为有利的出路。”
坐在客厅窗下的王葆真饶有兴趣的看着顾维钧说道：“这么说，顾先生你认为这场欧洲大战不会坚持的很久了？”
顾维钧毫不迟疑的说道：“我和英国公使馆的武官、外交人员就这场大战都交换过看法，虽然当前的战争形势使得战争双方走向了对峙作战，但是交战双方的任何一国财政都支撑不住长期的大战。
更何况，当前世界最主要的硝石矿在智利、印度和中东，前两者都在协约国的控制之下，而中东地区的硝石矿想要运到欧洲又要走海路，但英国又控制着海权，所以即便这场大战不能在圣诞节之前结束，同盟国最多也就支撑到明年上半年而已。
因此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紧迫的，一旦欧洲战场发生了有利于协约国的转变，恐怕日本方面就不会如现在这么退让了。”
王葆真承认，就一个外行人来说，顾维钧的判断极为符合常识。不过对于一位能够通过组织获得各种情报和专业分析报告的涉外委员来说，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未免过于不称职了。
习惯于从组织那里获得情报和分析，然后再做出判断的王葆真，对于顾维钧这种还停留在依靠自身能力收集情报的落后方式，既感到吃惊也表示钦佩。至少现在的他，是不敢依靠这等模棱两可的情报来决定一国之外交的。
沉吟了片刻之后，王葆真便斟酌着向顾维钧回道：“对于顾先生和外交部一些先生们对于国事的关心，我表示理解。
不过，我此次前来北京是代表着革命委员会的意志，革命委员会同样把中国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场战争会很快的结束。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一国之工业能力决定了一国作战的潜力，德国的工业能力虽然不及英法俄三国的总和，但却是英法俄三国任一国家都无法单独抗衡的。所以在双方的速胜论破产之后，德奥同盟对英法俄协约的对峙战很快就会变为工业能力的对抗。
当双方彻底动员起本国的工业能力全力应对战争时，国家财政也就让位给了全民财富的对耗。各国财政也许支持不了当前规模的战争多久，但是一旦把全民的财富导入战争对耗，那么以英法俄德奥几国积蓄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财富，绝不可能在一两年内被战争消耗完毕。
所以，革命委员会的判断和顾先生您的看法全然相反，时间拖得越久，无法结束欧洲战争的协约国各方，只会对我国越加退让。
诚然，在欧洲大战结束之后，协约国也许会返回今日向我们做出的退让，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相信中国已经不是现在的中国了。
革命委员会始终认为，国家的安全应当求诸于自身，而不是寄托在列强的仁慈之上，否则我们永远都别想获得国家安全这种东西…”
顾维钧最为反感王葆真的就是这一点，动不动就把革命委员会这个词挂在嘴边，搞得谁身后还没有一个政府似的。不过他细细想了想，他还确实不能把北京政府这个词挂在嘴边，因为他说的都是自己的意思，甚至连外交部的同仁都未必会认可他的看法。
欧洲大战开启之后，政府内部就分成了两派，留学英美的官员们认为协约国必胜，而北洋军出身的将领们则认为德国会赢。陆军部实际管事的徐树铮，在日方宣布对德宣战后一度想要对德国人示好，只是因为革命委员会始终保持着对日强硬的姿态，才让德国人放弃了和小徐接触。
北京政府内部对于这场欧洲大战的分裂立场，早就为报纸给刊登了出去，因此他哪里还能以统一的政府立场应对革命委员会的立场呢？
基于不同信息作出的判断自然是不可能一致的，王葆真自然不会将完整的消息透露给顾维钧，因此他的提醒在顾维钧看来，不过是得意忘形的托大之言。他并不认为在短短几年内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改变，因此自然也就无法认同趁着欧洲列强难以动弹的时候出手。
而王葆真也有些瞧不起顾维钧处处把国际法放在嘴边的作风，虽然早稻田大学远不及哥伦比亚大学，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国际法的研究上弱于顾维钧。
只是他跟着吴川的时间也比较久了，自然也就认同了吴川的观点，当前的国际法不过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用来压迫世界人民的工具。当它不妨碍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予理睬；当它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自然是要撕毁它的。
双方的价值观如此的不一致，自然谁也不能说服谁，这场谈话自然也就无疾而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