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9月29日，晴。
又是月底了，河西乡再度迎来了为期两天的赶集日。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东家，这字写得不错啊，精气神更是上佳，令人钦佩。”集市东头一处刚刚开业的三层酒楼内，一名着长衫的清客看着徐浩放下手里的毛笔，由衷赞叹道。
酒楼名叫粤东菜馆，是徐浩在东岸境内开的第八家粤餐厅。与此同时，他还开设了十一家蓬莱餐馆和三家淮扬餐厅，在全国境内拥有二十二家餐饮企业，活脱脱的餐饮大亨了。这次他来到河西乡投资餐饮业，到不是为了赚钱，至少现在不是。他徐某人主要是看中了河西乡关键的地理位置，以及河西乡在未来河西地区的核心城市地位，因此提前布局卡位，为以后做好准备。
酒楼所在的位置原本是一片盐碱地，种不了什么庄稼，因此被拿来作为住宅、仓库或其他商业设施用地。东岸虽然地广人稀，但对优质土地非常重视，拿来做建筑的土地一般都是盐碱地、沙地、乱石滩或比较贫瘠的荒地，尽量不占用上好肥地。而这，无疑需要从初始就开始规划，旧大陆没这条件，东岸却可以！
徐浩同时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爬过安第斯山，去智利钓过鱼，在巴塔哥尼亚感受过纵马驰骋的快感。这次他从河西乡出发，向西深入查科平原腹地打猎，最终猎获了三头美洲狮，可谓满载而归。
而在打猎游玩的同时，徐浩也接受了陆军的委托，帮着绘制了部分区域的简略地图，为以后的挺进及开发打下了基础。因此，这大大延长他的旅程，使得他在野外多逗留了至少十五天时间，生活也变得艰苦了不少，故出现了开头写那两句诗的情景。
“狩猎之国，果然名不虚传。我这一去月余，见识到了太多壮丽的景色，这令我心胸为之开阔一新，确实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啊。”徐浩放下了手里的毛笔，到旁边的脸盆内洗了洗手，然后才笑着说道：“西班牙人当年在草原上遗失的马儿已经成了野马，并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我路上遇到了一个野马群，那万马奔腾的场面，可真是壮观哪。”
“此等壮美景色，吾亦向往之。”清客一边说着，一边跟在徐浩身后，慢慢走到了临街的窗边，看着楼下渐渐密集起来的人流，说道。
这些前来赶集的人多是附近十里八村的农民。虽然河西地区不是东岸法理上的领土，但换了个名目存在的管理机构事实上依然按照本土的惯例，给所有正常越境垦殖的拓荒者们进行了授田，并登记在册，存档管理。
东岸的三十亩授田政策，从执行至今已经五十余年了。它从制度上保障了每个农民可以拥有一块土地，有一份收入，进而成为国家稳定的基石。虽然近二十年来随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食品生产的过剩——严格来说，谷物过剩并不怎么严重，主要是几乎取之不尽的廉价牛肉及海产品供应过剩，极大减少了民众对谷物的摄入需求——农民们的收入下行压力比较大，导致这个曾经全国最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开始逐渐式微、瓦解。但说到底，他们的生活也只是比以前差了那么一点而已，只要家里人身体健康没残疾，夫妻两人经营个六十亩农田，如果加入了农业合作社的话（这几乎是必然的），那么其收入下限是可以保障的，即就算不能大富大贵，至少也能维持个下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随着近几年国家为了减少巨大的财政消耗而取消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东岸共和国数量众多的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民们的收入又遭到重挫，他们的收入普遍下降了10%-20%不等，很多人几乎都维持不住下层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滑入到了低收入阶层中去。
向来把农民们视作自己基本盘的陆军大为光火。他们一边向执委会申诉，要求他们出台措施保障农民们的利益，一边通过在乡军人会等组织，想尽一切办法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效率，以此提高农民们的收入水平。
不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有点收效甚微的感觉。农民阶层的整体衰败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工商业的利润远远超过以食品生产为主要代表的农业，其从业者的收入自然也要比传统农业的从业者高了。
真正能够解决这一现象的，还是在于减少农业的从业人数，提高农业的人均生产效率，再对外来粮食征收巨额进口关税，如此多管齐下，才有可能真正提高农民们的收入，舍此别无他法。
但难题在于，这样是与东岸政府制定的开疆拓土的政策相背的，阻力很大。你从租地经营大农场的难度就可以看出来了，地方农业部门会严格审核你的资质，确保你拥有一定的技术、资金，同时还有管理水平，基本上批准的难度是很大的，且每年的牌照都是有数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业的人均工作效率是很难大幅度提升的，因为国家需要把大量的人口投入到农业方面，需要将小农生产阶级维持在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状态之上。虽然这种状态在这些年来被冲击得摇摇欲坠，但不管怎样，至少短期内我们仍然看不到政府会转变政策的可能性，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农民冲向渺无人烟的祖国边疆，然后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一点一滴改变当地的环境，使其变得适合人类居住及开展各类生产经营活动。
地方政府在这种边疆开拓活动中也是直接受益人之一。他们通过中央政府额外增拨的大量公地开发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吸引拓荒者前来购买，以此获得巨额财政收入。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地财政”的立足点就是有大量的移民拓荒种地，而不是别的什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何从中央到地方，依然非常钟情于小农阶级，倾向于维持一个数量庞大的农民中产阶级了。
河西地区的拓荒移民主要还是来自本土移民。尤其是内陆地区县份出生的年轻人，因为本地没有足够的公地开发指标，工商业也无法吸纳足够多的人口，因此只能背上行囊前来河西，做这第一代的拓荒者，为子孙后代打好基础。
前来赶集的人有很多都是妇人，这在其他地方较为少见。东岸共和国的社会，毫无疑问是一个男权社会，社会文化就非常重视父权在社会及家庭管理中的作用。
不过，由于实际生活的复杂性，以及一些后世理念所带来的冲击，东岸的社会文化比起旧大陆其他国家来说，多多少少还是要更倾向于女性一些的。比如，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家长其实并不是事必躬亲的，他们更侧重于对家庭宏观经济的把握，即在如何经营产业、房产置办、婚丧嫁娶等事关家庭重大收支项目之类的事情上做出决定，其他的日常性的经济支出基本上都由妇女管理。
这些妇女平时掌管着家里的钥匙，甚至是保险柜钥匙（如果有的话），各种日用品的采买及副业经营所需的各类物品都由她们一力负责，社会经济的参与度非常之高。无论是家庭饲养、手工编织，还是协助家长安排家庭财物的用度，女性特有的精打细算和细致管理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这体现了东岸的妇女生活有别于传统文化中妇女角色的地方。
甚至于，听说最近政府有意进一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允许妇女成为农业户口的户主，并以户主身份订立契约、买卖房屋、投资金融市场等等。在这以往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东岸社会，其妇女基本只能以私人身份处理私人财产，而不能以户主身份处理家庭财产。这次的改革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对社会层面的冲击不可小视。
手工编织、买卖房屋、贷款借粮、典当质押、购买股票、签订合同等等，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东岸社会的妇女对经济活动的介入会非常之深，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妇女较少出户及更少的介入经济活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其中既有穿越者带来的后世观念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有东岸地广人稀，开荒工作极为艰苦，需要妇女重度参与的因素，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东岸独特的文化。
河西乡的集市一个月才开两天，一般集中在月底。在这两天内，不仅本地人带着各种货物前来交易，同样有许多外来商人前来进行交易。他们往往是从河对岸的东岸控制区过来的，而货物则要更远一些，多半是来自河间以东的东岸大草原上，那里是全国工商业最大发达的区域，生产着各式各样的商品。而在从那儿进口而来的各类商品中，最受河西当地百姓欢迎的，无疑是种类繁多的农具了。
河西的农民们对于扩大生产面积普遍持怀疑和审慎的态度，这是由他们朴素的经济思想及传统的生活习惯所决定的，正如“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力气又省田”，因此他们非常看重优质金属农具、优质种子、肥料等能给单产带来极大增长的东西，而不是贸然扩大生产规模，给自己带来不可测的风险。
谨慎经营、勤俭持家以及妇女更多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是河西地区的拓荒人民的典型特征——才能够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广大东岸拓荒农民的共同特征——而也正是他们这种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的坚韧品质，才使得华夏东岸共和国的实控国土一点一点地顽强向前延伸。越过高山、穿过森林、跨过河流，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可以阻挡他们拓荒的脚步，他们燃烧了自己的青春，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将一片又一片的土地转化为繁荣安宁的国土。原本的边疆变为腹地，曾经的荒山成为果园，旧时的草地成了一望无际的规整农田，阳光下的生存空间就此开辟，子孙后代永受其利。
华夏东岸共和国的拓荒农民，就是这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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