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项政治哲学理论，对一个阵营有好处的时候，统治者利用它，并不能证明就真心信仰它。
就好像历史上，德国人美国人一开始也是不提保护知识产权的，也不信奉什么狗屁亚当斯密自由市场。而是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乖乖执行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谁让他们是后发国家呢，要先山寨别人，有了体量规模，自己成了国际贸易主导者，再来大谈知识产权、自由市场。
功利主义统治者眼里，哲学家不过是一群草完就扔的工具犬罢了。
信仰，得是一套理论明明暂时对你还没好处，甚至对你的假想敌有好处时，你依然坚持它，那才叫信仰。
而刘备在兴平元年五月底、在这一系列抗击天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坚持灾异和人君失德没关系，坚持以积极抗灾、人定胜天的姿态面对灾异”的操守，着实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也第一次让内部官僚、百姓、乃至躲在弘农的皇帝、外镇的其他诸侯，都看到了刘备和李素是有原则的人。
李素不仅平时疯狂驳斥“天人感应”，而且在“天人感应论现在明明对刘备有利、能利用它来借故换掉失德皇帝”的情况下，依然驳天人感应。
就在刘备和李素亲自当众吃蝗虫，并且让李素陈明灭蝗的科学道理之后，没过几天，当时的所作所为和辩论因果，就传到了弘农的刘协那儿。
刘协虽然早已比较放心，知道刘备大概率不会害他，但也正是到了这一刻，才算是完全、彻底放心。
而且刘协本人也是完全发自内心真心诚意地相信了“殿兴有福论”，从此全力作为中央朝廷的官方意识形态，不遗余力推广，把皇帝仅剩的那点权威劲儿，都往这事儿上使。
毕竟这对刘协自己就有好处。
李素也就进一步从一个被皇帝夸为“知天命”的高级文臣，渐渐上升到了“头号官方意识形态权威”。
而对刘备来说，虽然暂时没有好处，但如果他最终还是得了天下，就会得到一个权威性更稳定，官僚和武将阶层也更不敢谋逆谋篡的国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刘备的态度可谓是还没得天下，就已经在为未来会得天下的人添砖加瓦。
而且，这种权威性，并不怎么影响百姓真活不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反正百姓不读书，一个王朝如果最终真因为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尖锐该被人民推翻时，那什么哲学理论都是扛不住的。
这种“殿兴有福”带来的权威性，对付的主要是读过书的权臣，和武将的不臣野心，也就是对付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赃不匀篡逆，对划时代的革命没多大影响。
李素一贯坚信，乱世分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狗咬狗。统治阶级内部分赃不允导致的战乱，对百姓不是好事，只要还是皇帝统治，单纯换个姓没法带来社会进步。
他从来不反对革命，反对的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种狗咬狗的屠戮。
……
长远收益不是一两天看得出来的。
不过站在李素个人的角度，那天舌战群儒之后，他的忙碌却并没有结束，反而才刚刚开始。
蔡邕刘巴的到来，意味着一连串新的动作，新的布局，李素有n多事情要交接，忙得脚不点地。
连眼巴巴从南郑赶来伺候他的美婢，都没工夫宠溺。
五月二十七日，会议后三天，大司农张义彻底恢复了健康和精神状态，然后刘备也没为难他，只是借蔡邕的公议，上奏皇帝把张义平调为太仆。
毕竟九卿死了从贼了六个，只剩下三个活着，平调的空缺还很多。太仆管的是皇帝的銮舆，有时候还掌握京师军队的马政、后勤。
张义只是仗义执言，提提意见，不能因言罪人。
不过实际操作中太仆职权可大可小，如今皇帝都跑到弘农了，让张义去弘农随朝，给刘协开车，其他掌握北军后勤的工作分给其他人，也没什么不对（汉朝第一任太仆就是刘邦的车夫夏侯婴）
其他挡道迂腐的官员，也论其心迹，纷纷处置。如果只是迂腐，那就调任闲职，保持待遇，如果是阴怀恶意，只要被抓住把柄，李素自然会直接一撸到底震慑。
张义被调走之后，刘协身边好歹有一个司徒一个太仆，三公九卿各一人，也不能说刘备亏待架空他了。
大司农的职位出缺，刘备也不打算补上，就让李素暂时以京兆尹的身份，代管大司农的属官。
三辅长官名义上跟九卿平级，但实际上京兆尹和河南尹比九卿略高一点。就好比直辖市市长理论上跟部长平级，但实际上只有津门市长（右扶风、左冯翊）跟部长平级，京城市长高于部长。
所以李素不需要大司农的官职，只要让刘巴他们直接向他汇报工作即可。
二十七日一整天，把张义遗留的问题交接得差不多之后，眼看天色已晚，李素依然勤政不辍，留刘巴继续商议后一阶段的一个赈灾杀招，以及拿出邓芝的情报，盘算如何清算那些躲在张义、王必身后搞事情的关陇门阀。
……
深夜时分，京兆尹府的书房里，灯火依然未熄，李素把一张名单放在案头，推向刘巴一侧：
“这份是三辅世家门阀的名单，后面是邓芝调查的、他们跟王必以及其他几个跳出来质疑抗旱灭蝗成本靡费的官员的交情往来。子初，咱合计下，对这些门阀哪个要警示，哪个能拉拢，哪个该用来杀鸡儆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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