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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章 商业精神

“大宋,历史最迷惑的岔路口,你们选对了时间。”陆处长盯着大家似笑非笑:“也许大家有了感觉,但没想明白,一个现代社会除了工业化,你们遗漏了什么?”

一帮高智商的家伙,此时被这个农民模样的人整懵了。

“我们行政机构名称给了答案,再想想?”

此时,孙总突然一拍大腿。“工商局,是不是?”

“然也!”陆处长转文,有些勉强,但答案是被猜中了。“工业社会的形成,没有商业社会作支撑,是不可能的,这一再被世界工业化的历史所证明。”

一谈到历史,大家意识到自己的短板,这帮子理科生,遇到文科生擅长的东西,就不行了。况且,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历史空间去的,不懂历史,怎么改变进程?

“太阳底下无新事,人可以跳着前进,但长路,还得靠脚踏实地地走。逻辑是个有用的东西,大家想想。”

一旦脑洞被打开,下面的议论就纷杂起来。有人说,工业产品要变成财富,必须要交换。还有的人,谈论到工业化最典型的特点是分工,分工就必须建立在交换基础上。还有人说,工业化的正向回馈,离不开市场。

“你们讲了好多高大上的东西,但我们到了那时代,是要说人话,说当时百姓听得懂的话。我只说一句:铁匠不生产粮食,他靠什么活?”

当然靠交换,这是商品经济的特点。如果铁匠不与农民换粮食,那么,农民就没镰刀,铁匠就没饭吃。有人提醒到,没有商业的发达,工业就是搞出来了,也形不成改造社会的力量。

“宋代,已经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清明上河图也展现了当时发达的商业社会,这就给工业的萌芽奠定了基础,所以,你们凭直觉选择穿越到那个时代,是对的。”

这种正确,只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大家选择宋代只不过是为了对付铁骑,感情,此时与理智,居然巧合了。

“过去,我们对商业有误解,那是因为,在农业社会,我们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商品交换的必要性低。因为逐利性与必然性的背离,导致许多人反感它。没有增量的交换逐利,好像只剩下盘剥,这是让人垢病的地方。但是,一旦工业化进来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增量,这种交换,就显示出巨大的作用,而成为社会运转的必需品。”

陆处长的大量专用名词用得一点都不生硬,反正出于自然。可见,他对社会理论与历史知识的掌握与运用,相当熟练了。

冬子觉得,社会上许多人有误解,说某些官员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这何以解释,我们国家近几十年来,发展速度与规模成为世界最闪亮的存在?何以解释这个仅用三四十年就实现工业化的奇迹?没有这样一些优秀的行政人员,怎么可以带领整个社会的进步?

当普通人找不到便宜时,总是骂别人贪心。但自己没想想,自己也有贪便宜的心?你骂有人贪腐,有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没那机会,属于嫉妒。

就在坐的这些高智商的人来说,他们在自己的领域自命不凡,但在整个社会改造系统里面,他们也只是精英与骨干中的普通一分子,需要其它精英一起来干。

好在,知识分子的自信,让他们在知识面前养成了谦卑的习惯,他们在认真听。

“你们如果要穿越,必须建立一个让整个社会动起来的商业机制,这样,才会让工业化建立社会的正反馈,才会让工业社会正常运转起来。”

下面有人回顾了我们前后三十年,前面三十年不是没有工业,但无法使全社会工业化,原因是什么?而后三十年主要做对了什么?首先,肯定是解放了商业,让个体户出现了自由市场。当交换繁荣之时,工业得到正反馈,社会就突然兴盛起来,如同久抑的热情被唤醒,巨大的能量从地底下喷涌出来。

此时,孙总提出了一个问题:“陆老师,在贫穷的社会里,如何让商业化深入人心,展开起来?”

当孙总把一个人叫老师的时候,体现了他最大的尊重。冬子知道,孙总很少把人叫老师的。

“你是问我们近几十年,还是世界整体状态?”

陆处长遇到这种具体问题,逻辑就显得比较严密。

“我是问,假如像宋代,那样的农业社会,当时普通人,还是比较穷的,剩余产品少,可供交换的商品不多时,如何让普通人在商业化受益,这是个问题。”

穷人,一般在商业社会中,是受害的,尤其是在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这个观点,在下面的讨论中,冬子听到不止一个人这样说过。

“好问题。估计我们几千年的帝王将相,都没想清楚这个问题,总在抑制与促进两个方向上左右摇摆。具体的历史证据,史书上都有,我不重复。但我可以提供一个现在的研究样本,供大家参考。”

只要听到研究样本几个字,这些学过统计数学的人,都比较兴奋起来,这是他们熟悉的内容。数学家的位置,与冬子虽然隔了几个座位,但他的声音还是让大家听到了。

“相似的样本,是具备参考价值的,只要统计方法完备,完全可以分析得出结果。”

微电子专家笑到:“莫给我讲统计数学,当年我差点挂科。”

下面很多人笑了起来。冬子不懂这门课,但大家的议论还是听到了。统计这门课,是非常难的,难就难在要从表面无序的数据中,找出规律。最主要的是,公式太多,非常难学。

“我讲数学,不是专家。但是,样本试验,我知道一些。我给大家说个与宋朝相似的样本,今天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

这话很突然,还是原来他的观点,与其穿越到宋朝,不多到世界看看。世界上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宋朝的生活状态呢。

“印度北部某些地方,孟加拉的某些地区,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甚至还没有我们宋朝搞得精致。但总体人均生活水平,与我们宋朝差不多。因为他们的主要产品是粮食,从人均耕地面积讲,与宋朝差不多,而粮食产量,也差不多。”

面积差不多,这可以理解,但产量差不多,这就比较意外了。毕竟,600多年过去了。

“费主任估计也有体会,他去过。一亩地,种水稻,亩产在400斤左右,基本上相当于我们宋朝的产量。也就是说,从物质资料生产的效率来说,从个人仍有财富来说,他们就相当于宋朝的老百姓。”

火药专家此时感叹到:“我们在这里吃肉,还得要感谢袁隆平啊。”

此时,大家开始夹菜喝酒。冬子没有想到,在座的许多专家,在他们少年时代,也经历过亩产400斤的时候,那时候的贫穷,是根深蒂固的记忆。而杂交水稻出来后,今天,我们的亩产达到1800斤甚至有的达到2000斤,这是个怎样的数据?

此时,数学家突然发言到:“这是不是有个巧合?我们的产量是人家的4倍,我们的总gdp也是人家的5倍左右?工业化只多出了一部分?主要靠粮食产量?”

马上就有人批评到:“你忽视了一个东西,可耕地面积。我们的可耕地面积,比人家少三分之一,况且,南亚是一年三熟,我们最好的江南也只一年两熟,东北黑土地最好,也只有一年一熟。所以,我们的全面胜出,主要靠工业。”

他混淆了粮食总产量与单产的区别,数学家激动起来,也会犯常识性错误。整个酒席,他是最自我的人,因为别人喝红酒是一口口地抿,而他老先生,却喜欢一口干。酒鬼,遇到酒,就不理智了。

“对贫穷社会的研究,不是我们自己搞的,但别人搞的,有一些有意义的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许,大家会有新的体会。”

陆处长先问了一个问题:“教育与医疗,是具备致富的外部条件。外部因素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那么,从内因角度而言,贫穷的本质是什么?”

数学家又开口了:“这是个哲学问题?”

“不,这是个具体问题。”陆处长说得斩钉截铁。

于是,猜测原因的议论又多了起来。有人说懒,有人说技能,有人说投资,有人说制度,甚至有人还说,商业问题。

“你们只是在说可能性,但在现实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了最主要的因素。”

这才是精华。比如,我们说流水为什么这么急,有人说水的力量大,有人说泥沙翻滚,有人说大河堤约束,甚至有人说乱石众多。其实,就是地心吸引力与高差的原因。总结一句话规律:水往低处流。

在这个空档,冬子没办法参加他们的议论,只是在观察陆处长的动作。当他喝了酒,吃了菜,还用餐巾擦了擦嘴以后,知道他又要讲话了。

“大量研究表明,有三个原因,导致了贫困。第一个原因是,穷人的生活,充满了风险。我以前面的例子加以延伸。费主任所说,打疫苗的事。如果让一个穷人一天不劳动,为了孩子未来可能的病而放弃一天的收成,那对他饥饿的风险是现实的,直接的。规避直接的风险,而被迫放弃对远景的投入,是自然的人性反映。疾病致穷,是历代全世界所有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只是风险之一。况且,靠天吃饭的农民,一场旱涝,就让他一年颗粒无收,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的人对此深表赞同。为了规避劳动收益少的风险,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比如让孩子辍学劳动,也是办法之一,这就导致教育不足,这些都是贫穷所逼,无从选择。

“第二个原因,是缺乏本金。我们古代老百姓最好的新年愿望是:年年有余。为什么要有余呢?因为只有余量,才有可能积累出本金出来,可供投资,至少,可以抵挡风险的突然来临。为此,有一位著名的专家,作了一个试验。”

原来有余,为未来的风险作准备,甚至为未来的发财作投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先人们,为了做到这一点,不惜节衣缩食,也要留下一些财产积累,为将来,为子孙。

“一个叫尤努斯的西方人,在孟加拉做了一个试验。他在孟加拉调查贫困问题,发现了一个例子。关于一群编织工人的例子。编织篮子筐子,是最古老的手工艺了,我们宋代就很发达。当地人,先到一个老板那里借来22美分买材料,编织出一个筐子,再卖回那个老板,得到24美分,这样,他编一个筐,就可以赚得2美分。他一天能够编5个筐,也就只能赚得10美分,永远处于贫困线以下。”

下面有人在问:“他就没有这点本金吗?”

“贫困的人,挣的钱能够吃饱就不错了,哪里还有节余?你以为真是年年有余啊?”反驳他的,是那位铁路专家。这位专家,已经把铁路工程修到非洲去了,对极度贫困是有直观体验的。

“于是尤努斯想了一个办法。他给这个工人,先借了1美元,让他买材料,一次性买5个筐的材料,平均每个只需要20美分。最后编好5个筐后,不卖给原先的老板,而是在自由市场卖,每个就有25美分,这样每个嫌25美分,比原来多赚了15美分。这多赚的钱,一月后,他还给尤努斯105美分,尤努斯还得到了5%的利息,这样,作为银行贷款人,尤努斯是划得来的。但作为那个工人,他是否划得来呢?”

这样简单的算术题,只用心算,在座的马上就能够得出结果。纯赚的,有三周,这样工人就节余下来305美分。从此以后,他就再不需要借钱进货,进入劳动赚钱的正循环,按自己的劳动,每天收益25美分以上,比原来的收入不仅翻番,而且自己还有积累了。真正做到月月有余,进入了致富的正循环。

“大家想想,对于贷款人尤努斯,他是否划得来呢?”

当然是暴利。要知道,一个月的利息达到5%,有点类似于高得贷了。但这事,既有利于穷人又有利于银行家,双赢的事,总是好生意。

“所以,尤努斯就成立了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叫格莱美银行,用来解决贫困人民本金不足的问题。大家知道,穷人贷款是有风险的,但巨大的利息差,可以弥补风险损失,他的银行赚了钱,社会贫困得到了缓解,他也获得了各种奖项。”

通过商业化的银行贷款,比直接给人捐赠钱这办法,好像更有效果。这个结论,出乎大家的意料。

“最后,我要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内因了:对金钱的使用。有专家在贫困地区调查发现一个现象:电视机比食物重要。在某些贫困地区,人们宁愿少吃一顿肉,节约几年钱下来,也要买个不生产产品的电视机来看,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是理性的科学工作者,经济学的前提也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以取得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这种现象,好像违背了这种原则。

“与之相似的现象无处不在,比如他们好不容易有点余粮,不是拿来投资生产,而是换洒喝,或者有的搬运工,本来身体受的损耗就大,还坚持抽烟。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这是他们没有理智的头脑。还有人说,这是他们追求享乐。总之,就是他们笨。

听到大家的议论,陆处长笑了笑,说到:“如果是你我,混到那个地步,估计也跟他差不多。这同样是实验证明了的。”

大家一听,还有这实验,感觉不可思议。反正,在座的都很自信是一个理性的人,即使穷,也不会做这种不利于挣钱与健康的事。节约出本金,才是合适的选择。

“香港有一个富翁叫田北辰的,还有美国有个富人叫芭芭拉的,都曾深入贫困人群中,与他们一起生活工作。他们愿想,凭自己聪明的思维与见识的格局,一定可以摆脱贫困,但实事,让他们彻底放弃了愿先的想法,他们都失败了。”

这就很打击人了,这些聪明的富人们,应该具备致富的能力与见识,仅仅因为条件与环境的不同,就富不了吗?

“有一点钱就喝酒吃肉,有一点钱就抽烟。更多一点钱,就买电视机或者一两件奢侈品,不肯拿出一点耐心来对未来投资,不肯挤出一点时间来寻找商机与努力方向,这就是老板们最开始,最不理解的地方。后来,他们找到原因了。因为,穷人的生活太乏味了,劳累一天下来,对精神生活的安慰,成了他们最大的需求。为了那短暂的快乐,顾不得思考不确定的未来了。”

所以说,穷困最大的问题不是穷,而是困。把你困在那个生活的小圈子里无法出来,根本没有精力与欲望,去抗争。

“田北辰问过一个贫穷的搬运工:你工资那么少,每天那么累,为什么下班后,一个人没菜,都要喝点酒。更不可理解的是,你为什么要抽烟,虽然烟便宜,但每天花的,也是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钱?大家猜,那位搬运工是怎么回答的?”

大家其实已经猜到了,那个人肯定不会反省或者羞愧。

“我一生如此劳累,如果不是那支烟来安慰我,我都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这个回答,马上镇住了在场的这一群人。要知道,人生缺乏意义时,你连吃苦的勇气都没有。这样一个吃苦的人,摆脱不了贫困,那廉价的烟酒,只是他生命的安慰剂而已。

“所以,对金钱的使用,也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人人总结,穷人缺乏长远目光,穷人没有对教育与技能学习的耐心,甚至说话都没有修养。大家想过没有?他们的生存危机迫在眉睫,哪有时间想这些?如果今天不努力劳动,明天就有可能没饭吃,有什么机会,长远投资?”

下面有人问到:“是不是都有这种状态呢?我是说全世界?”

“大部分有,在最贫困的非洲的某些地区,贫穷除了让人丧失斗志,甚至丧失了尊严。把讨钱当成自然的事,这已经让我们见怪不怪了。当然,有一个有趣的规律,我在非洲发现的。”

这可是独家发布成果,这顿饭请他来,算是值得了。

“我在非洲发现,越穷的地方,葬礼越隆重。我调查过两个国家的现状,一个人的葬礼,要花费一个劳动力一年收入的40%以上。”

这就明显太高了,况且,这种花费,对死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毕竟,按我们中国传统的说法,生时孝,才是真孝。重死轻生的事情,在今天,已经不常见了。

“因为所有人的现实生活都那么痛苦,就把美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来生。来生的美好,是对今生的安慰,死亡,就成了他们的唯一希望。”

最为极端的说法,让死亡成为美好生活希望的途径,就已经整体上病了。

但是,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在座的虽然已经富裕,已经拥有了职业甚至财富自由。我们坐在大圆桌边,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喝着高档红酒,吃着厨师精心制作的烤全羊,各种精致的面食点心一道道地上,各种精挑细选的食材,被制作成艺术品,让你享受美味的同时体验到形色的美丽,我们却在谈论贫困。

但是,我们没资格吗?

在座的人们,大约三四十岁,都在年少时经历过那种贫困。但是,我们贫困时,为什么对上述现象体验不太深呢?

此时,孙总低声说到:“小陈,我现在更加佩服我父母了,他们宁愿冒着吃不饱的风险,也要在我身上做教育的长线投资,这是种很超越的精神。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吗?”

“五千年文明的示范,还是骨气与精神的底子?”冬子试着回答了一句书面语言。

“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最为宝贵的是: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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