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了第一题后，沈同和轻敲了三声墙壁，便开始闭目养神了，因为他在等隔壁的亲家赵鸣阳奋笔疾书。
相比于沈同和的清闲，赵鸣阳则是比较累了，因为他不仅要写自己的七篇文章，他还要再帮沈同和构思七篇。
不过赵鸣阳也确实是个人才，待到日头西斜，沈同和终于听到了回声，又是三声，这是两人之前约定好了的暗号。
贡院的号房极其狭窄，待日头西斜进了树梢后面，号房里已是昏暗一片，沈同和觉得时机到了，便高声叫道要出恭。
号房尽头的两个巡考过来，帮其打开号房，领着他去了一旁的茅厕，方便归来，那两个巡考却忘了给沈同和的号房上锁。
沈同和往外探了探头，进号房两头的军士已被支走，立刻蹑手蹑脚的出了号房，十几秒的时间，便又返回，手上却多了几张卷纸。
点燃蜡烛，不敢耽搁，沈同和便迅速抄写起来。
待到三根蜡烛将要燃尽时，沈同和堪堪写完，迅速将蜡烛吹灭，如前次一般又将赵鸣阳的答卷送回。
一切大功告成，等到后半夜时，一个巡考进来帮他锁了号房，沈同和便彻底放下心来，开始想中榜后的情形。
其实这次也该着沈同和倒霉，那阅卷官也是糊涂，根本没有看出他的第一篇答卷是抄袭之前会元的文章，毕竟过去二十多年了，阅卷官也未必记得。
但会元就是会元，那文章一出，便令阅卷官兴奋不已，直接选为了本经第一，报了上去。
那副主考官礼部尚书吴道南估计也是个健忘症患者，竟然也忘了万历二十三年会元汤宾尹的这篇大作，读完之后也是深感欣慰，直接便定了此次会试的第一。
而作为本次会试主考的方从哲，本来就是个挂名的，每天忙的脚不沾地，对于报上来的名单，也只是草草溜了一遍便呈给了万历皇帝。
此时正值虎墩兔寇边，万历皇帝的心思也没放在这会试上面，毕竟稍后还有自己亲自主持的殿试，会试名次什么的便也没放在心上。
于是层层把关，层层疏漏，这篇明显抄袭的文章便被定为了会元。
其实这也不全是百官疏忽的关系，那汤宾尹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万历三十五年的时候，便被罢了官，十年时间，朝堂上因为国本之争，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此时在朝堂上站班的人早就忘了汤宾尹是谁了。
而更为巧合的是，汤宾尹也是因为科场舞弊被罢的官。
万历三十五年会试，汤宾尹以翰林学士充任同考官，这科有一个叫韩敬的人是他的学生，在搜落卷的过程中，他便将此人又举了出来。
这韩敬后来好死不死，竟然被万历点了状元。
枪打出头鸟，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这层师生关系，汤宾尹便被御史弹劾了，期间又牵扯党争的事，汤宾尹便只得辞官隐退。
韩敬更为悲催，既被万历点了状元，应该也是极其有才之人，此次不中，以后也未必没有机会，但世上没有如果。
因为状元是万历钦点的，没人敢质疑皇帝的眼光，那韩敬倒也顺利进入了翰林院。
不过百官没法废了韩敬这个状元，但却可以处处鄙视、排挤，韩敬有才，自也是要脸之人，不等人家弹劾，自己便辞官回家了。
至于汤宾尹和韩敬之间，有没有串通作弊，此事便不为可知了。
但卢飏觉得，这韩敬估计是被汤宾尹好心办了坏事，这汤宾尹也当是爱才心切，不过当时党争叠加国本之争，稍微有些把柄，便会遭人弹劾。
卢飏前世见过坑爹的、坑儿子的、坑老公的，此时听云仁忠谈起十年前的科场舞弊事，顿觉韩敬可惜，竟然被自己的老师坑了。
再说回这次科场舞弊，一路绿灯，沈同和的会元便被张了出来，而他那亲家也不含糊，竟中得会试第六名。
不过在张榜的第一日，沈同和便被落第的同乡举报了。
最了解你的人自然是你身边的人，这沈同和平时啥样，同乡举子最是清楚。
本来大家对他中举便甚为不满，但因为这些举子也都中了，自己高兴还来不及，便也没人深究他的事。
不过此时便不一样了，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来的同乡中至少一多半没中，正有气没地撒呢，此时见这平常半吊子货的沈同和竟然中了会元，自是气愤非常。
在弄了大便将沈同和榜上的名字涂抹了之后，接着便聚了一群落第的举子去敲了登闻鼓。
登闻鼓制度始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过发扬光大却是在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草民出身，最体民间疾苦，怕官吏贪腐欺民、官官相护、蒙蔽圣听，便在宋朝敲登闻鼓鸣冤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登闻鼓这一制度标准化。
不仅规定了负责登闻鼓的管事官员和奏报流程，连带着何人、何事可敲登闻鼓，都做了详细规定。
《大明律》有言：“凡民间诉讼，皆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不为申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达者，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敢阻告者，死，其户婚、田土诸细事，皆归有司，不许击鼓。”
而且明朝的登闻鼓可不是摆设，尤其是在洪武一朝，便有多人击鼓鸣冤，而且好多案子都是朱元璋亲自过问、审理，甚至还有百姓捕了当地贪腐戗民的官员，怀揣《大诰》，亲自押送京城敲登闻鼓鸣冤的案子。
随后的历代明皇，都极其重视登闻鼓这一制度，而且在制度上更加完善。
比如成化年间，皇帝担心御史与被告串通，隐瞒不报，便又加了皇帝亲随的锦衣卫监督，正德年间则又添了六科给事中做监鼓官员，还规定了监鼓官员的轮换制度。
到了万历年间，这登闻鼓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从普通百姓到达官显贵，均有敲鼓鸣冤之人，甚至藩王都有来敲登闻鼓鸣冤的。
以至于万历十八年，朱翊钧还专门为此下过旨意:“诸藩，若无重案，不许击鼓，违者，按律处之。”
由此可见，永乐之后的藩王，被封地官员看得死死的，以至于到了要进京敲登闻鼓鸣冤的程度了。
因此，在原本历史上，明末藩王的怂便也有了出处，鸣冤都不让了，藩王也只能混吃等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