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站在旁边一直倾听两人讨论的人民大学的史学女副教授，道：“教科书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先生的观点未免太过于离经叛道吧？”
夏小洛嘿然一笑，道：“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戳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就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做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又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献上祭坛的羔羊呢？”
那位女教授微微点头，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一位史学的行家，更让她震惊的是，说出这番话的竟然是一位高中生。
看那位女教授都纷纷点头，大家都认为夏小洛的言论应该所言非虚，而单从道理上又入情入理，看着夏小洛的眼神就再无鄙夷之色，而是一脸肃然。
袁浩被他说得满面通红，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的整个欧洲民主化进程？”
夏小洛傲然道：“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在于它是否给当时处于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袁浩目瞪口呆，张口结舌，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着急地道：“……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上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夏小洛毫不客气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象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袁浩又想辩解些些什么，夏小洛丝毫不给他机会，继续穷追猛打，道：“还有，古斯塔夫•勒庞所著的《革命心理学》和《乌合之众》对研究法国革命史也值得一读。他说过，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冶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比如，我们所经历的文革。”
夏小洛一番话让如同一记一记重锤一样击打在大家心口上，只听得大家目瞪口呆。因为夏小洛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革是一场“群体无意识”的运动，直接揭露了它的本质。很是精辟。特别是几位经历过文革的人更是感同身受。
不知什么时候，曹伟业也站在旁边一直倾听，这个时候，他开口道：“当年文革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些干部子弟都很高兴，因为可以批斗老师，不用上课，享受着暴力的快感，但是后来，斗争的方向转化，开始转向党内，我们很多人的父辈都受到了冲击。那时候，我们才明白，毫无约束的暴力就如同杀伤力巨大的原子弹一样，不是伤到某一个人，而是让大家一起覆灭。”
夏小洛笑着看着袁浩，语重心长地道：“你今年二十五岁，没有经历过文革那场混乱，所以，无法深刻理解。如果说，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话，那么你将来免不了还要受一场文革，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而那些不受约束的暴力就是渣！垃圾！应该被扫除。”
袁浩本来出身黑道，真是“不被约束的暴力”，夏小洛讲了这一席话，简直像扇了他几耳光一样，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
而周围几位知道袁浩底细的男宾，此刻想明白夏小洛话中深刻的道理，对袁浩更多了几分鄙夷和忌惮，心说，黑道，毕竟是见不得光的东西，还是离他远一点。
夏小洛道：“如果，袁先生认为不受约束的暴力是好东西的话，恐怕也不会参加这个聚会把，毕竟，酒会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典型场所。”
袁浩脸憋得通红，心说，黑道难道就是永远洗不掉的污点么？现在他终于明白，此前一直带给他荣耀的黑帮和暴力，在真正上层人的眼里是永远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他也终于明白父亲千方百计地把黑帮漂白、参与正当生意千方百计地让自己融入上层社会的良苦用心。
不过，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被夏小洛这个高中生如此刻薄的揶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愣了半天，他才道：“贝多芬说过，音乐是文明的结晶，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渗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自拔的苦难。夏先生大谈人类文明，想必应该很擅长音乐了？希望您能为大家演奏一曲。”
他看了楚秀菡一眼，道：“这位小姐，真是很美丽，我想为你献上一曲《茉莉花》，希望您能喜欢，我算是抛砖引玉，我想夏先生也不会让各位宾客失望。”
挑衅的意味十分明显。
说着，他有几分傲然地往钢琴走去，黑色的雅马哈钢琴在舞台上安静地立着，仿佛处子一般娴静，似乎靠近那钢琴，人就会变得高贵几分。
他端坐在钢琴前面，然后抬起双手，柔软的手指按在琴键上，一曲柔曼的《茉莉花》舒缓地流淌出来。
《茉莉花》本是苏皖民歌，后来，前线歌舞团作曲兼指挥的何仿率合唱队到京城参加全军文艺会演，对这首歌进行了修改，旋律上又进一步丰富，并一炮打响，不久被正式灌制成唱片，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成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
此后，《茉莉花》正式走出国门，在维也纳歌剧院唱响。在维也纳演出受到高度赞赏。从此《茉莉花》一发不可收，从奥地利唱到前苏联，唱到印尼、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唱遍了世界各地。还被收入了《世界名曲专辑》。
这首歌旋律委婉，波动流畅，感情细腻，袁浩演绎得很是不错，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
演奏完毕，袁浩微笑着走下前台，看来八年钢琴没有白练，足以让众生颠倒。
参加酒会的这些人很多是古典音乐方面的行家，自然是识货的，都纷纷点头，心道，有几年功底难得，难得。
尤其是音乐人谭歌，这位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奏过这首曲子的著名作曲家对袁浩打了一个不低的分数。
袁浩对夏小洛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道：“让我们聆听一下夏先生的风采。”然后一脸玩味和揶揄地看着夏小洛。心道，这县城出来的野孩子，怎么可能会谈钢琴？也竟敢在这里大谈特谈法国革命史。
夏小洛不禁大窘，心道，你妹儿，坑爹啊，哥们也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学过五线谱，平时和键盘唯一接触的机会也是玩电脑，钢琴从来没有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