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吉鸿常的交流并没有持续多久，虽然这算是程刚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但以如今土共的体量，确实用不着把精力过多地放在这些工作上。
自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解散之后，仍然受到土共影响的部队，兵力大约在一万五到两万之间，由吉鸿常和方振伍两人指挥，不过北方支部在其中也有不小的话语权。
本来这支队伍是打算和历史上那般搞一把大的，直接往北平进军，指望通过一场军事冒险占下北平城，后来好说歹说这才把他们留在了平北。
但因为缺乏给养，又没有运营根据地的经验，他们在平北还没待多久，就在日伪军和果军的联手围剿中败下阵来。
最后终究还是由红五军团进行了接应，不过剩下的人员就只有先前的一半多点，目前正在接受红军的整编，暂时来看是很难恢复战斗力了。
所以这也就导致吉鸿常等一票将领，再次成了一群光杆司令，好在他们中的大多数自见识到红军的强盛后，基本就安下心来，剩下不愿合作的也直接离开了。
对此程刚的意见是，先让他们在北岳根据地休整一下，然后全部送去后方，想参观的参观，想学习的学习，具体依据个人意愿而定。
总之现在北岳根据地是不能待太多人的，毕竟这个位置实在是过于紧要，未来将毫无疑问地成为红军对日的最前线，能少泄露点信息就少泄露些。
别说对外人了，就是自己人也是一样的待遇，当初把红五军团派来这里时，组织上就尤为谨慎，一直致力于在北岳地区建立与北方支部独立的根据地，这段时间产生的隔阂多少也与之有点关系。
不过大半年的时间过去，既然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先前的策略自然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所以就在医院里，程刚直接找上了一个人。
“田夫同志，我想我们应该有许多要聊的地方。”刚一见到这位正在养伤的北方支部负责人，程刚开门见山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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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部长，你还是直接叫我孔源吧。”那人半躺在病床上，精神还算不错，面对程刚时脸上还带着一丝愧疚：
“其实你的来意我大概都清楚，之前我们确实有许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我会对此负责的。”
说起来，田夫也是这次来到北岳根据地之后，才第一次了解到了夏国红军的水平，在此之前，他都是雾里看花，又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干扰，所以难免会存在偏差。
而导致这一切偏差的罪魁祸首，其实两人全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便于直接说出来罢了。
田夫虽然是南方人，而且老家就在湘赣边界的平乡，又是24年入党的老党员，早年也一直在赣省一带参与革命事业，甚至还参加过洪城起义。
但自从29年被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已改为夏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他的个人轨迹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次年，年仅24岁的田夫结束学业回国，紧接着就遇上了王冥掀起的政治浪潮，而他的特殊身份又让其在申城显得尤为尴尬。
后来几经折腾，田夫被派去北方局工作，可这块正是伍翔宇一系较为薄弱的地方，尤其是华北地区。
近两三年来，伍翔宇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了西北和东北，陆续在当地建立了直属中央的支部，并对其进行了适当重组，但与此同时，华北的进度就稍显缓慢了。
于是乎，比历史上提前一年多来到北方局的田夫，因为其不同于他人的留学经历，受到了某些方面别样的重视，最后还是成为了北方局的实际主持人。
对于这些，程刚在之前已经有所了解，他倒也没觉得问题就出在田夫个人身上，甚至在他看来，这位的表现不说尽善尽美，至少也可圈可点的，如果不是此人从中调和，问题只会更加激化。
只不过时代的洪流确实非同一般，往大了讲，这只能归咎于本土意识与国际派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虽然没有对具体细节进行调查，但程刚已经从过去发生的一些乱象中，嗅到了一丝与众不同的味道，毕竟那股左味实在太过浓郁，让人想不闻到都不行。
首先联络拉拢冯遇祥等一票军阀势力，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等同盟军成势之后，转而又开始批判其反动性，并试图另起炉灶在军队中搞兵运暴动，这就有点过于激进了。
其次在对红五军团的态度上，不满其扎根于山区的战略，多次要求他们攻打张垣甚至北平，遭到拒绝后更是摆起了脸色。
否则平绥线以南就是红五军团，哪怕只是把手中的部队带去休整一段时间，也好过直接留在平北等着敌人来打。
当然了，导致这一切的因素实在太多，肯定不能光光推到北方支部的同志身上，所以对于田夫的自责，程刚并没有继续怪罪的意思。
“孔源同志，中央那边现在已经知道此事了，前不久李主席给我发来了电报，让我跟北方局的同志好生说下。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大家也不要抱什么心理包袱，后面好好工作就行。”
等程刚微笑着说完了这句，田夫却是短暂地沉默了一会。
平心而论，对于过去一年多来中央发生的诸多变化，要说他心里没点意见是肯定不可能的。
李润石虽然在全会中被选为了主席，但GC国际对此的态度却一直暧昧，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反倒是个别逃到苏联的跳梁小丑一直在叽叽歪歪吵个不停。
不过去年的湘鄂赣大战算是基本稳固了李润石的地位，不管怎么说，大部分同志都是渴望成功的，他们没理由抗拒一位能够带着大家走向胜利的领导人。
只是再接下来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是引发了一些人的异议，不光有人在明面上表示不理解，实际操作中特立独行的也不在少数，北方支部不是孤例，甚至都不算做得最过火的那个。
之前也说过，许多人没有正确理解统战的意义，不知道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而是四处树敌，生怕自己面对的反对派不够多。
所以对于中央传达的指示，他们也只是将其当作是宣传工具和揭露、打击、孤立果党和一切中间派的武器，听着是一套，做着又是另一套。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不是惩戒甚至打杀一批就能解决的，关键还是要做好同志们的教育工作，同时更要理解和包容他们身上的问题。
很明显，田夫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了，只是嘴上仍然不肯放松：
“程部长，难道我们还要跟常凯申合作不成，他杀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难道就这也算了吗？”
这些年，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土共的生存环境都好不到哪里去，比如北方局，在过去的数年里就至少经历过三次大破坏。
每一次大破坏，都意味的大量同志被捕，或是被杀，或是关押，当然也有少数人叛变，总之能够营救出来的都是极少数。
所以剩下的这些同志，对果党和其他军阀抱有敌对想法，这完全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再正常不过了。
对此，程刚当即摇头说道：“当然不能这么算了，只要稍微了解常凯申的安内攘外政策，就知道他一直在坚持把主要力量用于围剿我们，所以至少现在，根本不存在与其联合抗日的可能性。
而且对于金陵政府，中央的态度也始终没有变化，在军事上对常军的进攻给予坚决的回击，政治上揭露常系对日妥协、对内内战独裁的政策，使之陷于极端孤立之中，我想你应该也能理解吧？”
见田夫点头之后，程刚继续说道：“但既然是孤立，那么就不能仅仅是我们一个孤立他们一群吧，你说是不是？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辩证的看待目前的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坚决地反击，这点容不下任何反对的声音。
但对于国内势力，有时还是需要采取一定的防守策略，无论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用灵活的方式与之进行斗争。
对于这些具体的措施，我带来了一些书籍，你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看。
如果还想继续学习，也欢迎到中央的学校去上上课，现在局面日新月异，挑战越来越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高自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