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耿谨文来说，北京城最吸引他的，不是东交民巷各外交使馆举办的舞会和酒会，也不是当前聚集在京城各处的各方政治人士的集会，而是位于外城西部的琉璃厂。
和上海的十里洋场不同，北京还是一座保持着诸多传统的旧城市，在这座城市中又以汇聚了各地书商和文玩的琉璃厂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过去。
随着清初满人入关，汉人从内城赶出之后，从内城赶出的汉人官僚就搬到了琉璃厂附近居住，而各省的会馆也就跟随着这些官员修建在了附近，以便于本省的官员方便前来会馆聚会。
因为官员和上京赴考的举人们都居住于此，因此全城的书市也就集中到了琉璃厂，于是就成为了读书人视为天堂的“京都雅游之所”，有点雅癖的文化人要是入京而不来琉璃厂淘件玩意回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来过京城。
耿谨文虽然不是那种浅薄的知识分子，但是对于书籍文玩也确实有些爱好，他觉得看书和欣赏字画总比爱好黄赌毒强多了。那些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虽然不乏革命热情，但是也从日本学到不少坏风气，比如对于性的放纵。
不管是伊藤博文还是高杉晋作，这些维新元老们在年轻时一个个OTg2NTc=都风流的很，不管是认识朋友还是讨论革命，几乎都是在妓院中集会的。同盟会中的不少留日学生，虽然没有建立起伊藤博文或是高杉晋作这样人物的功绩，但是他们倒是把对方的风流学了个十足。陈其美、吴禄贞都是以好色著称的革命党人。
而留学欧美的革命者就显得保守了许多，特别是共和党的领袖吴川，不要说上妓院，就连姨太太都没养过一个。原本留学欧美的学生就比留学日本的学生要少的多，加上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以留日学生为主，因此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并不以为喜好女色是个问题，陈其美甚至干脆把革命的指挥部设在了妓院内，同样没有什么人质疑。
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的势力日盛，吴川和共和党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革命党人中放浪形骸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如耿谨文这样的党内高层也越来越意识到，吴川对于党员的个人癖好是相当重视的，特别是那些沾染上黄赌毒的党员，现在几乎已经不能入党，为他人隐瞒恶习欺骗组织介绍入党的介绍人，现在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要知道，在辛亥革命时，不沾染黄赌毒的革命者几乎很少，特别是那些会党和绿林好汉就没有不碰妓女和赌博的。这也是国民革命军一开始的风气并不怎么好的原因。
不过到了今天，已经没人愿意或是敢于就这一问题挑战吴川的意见了。耿谨文还听东北的老朋友写信来说，吴川现在正安排人员征求各界意见，以拟定一部婚姻法。在这部新法律中，将会按照男女平等的原则，确定一夫一妻制度，而共和党员敢于违背法律的，严重者将会被开除出党。
听了这个消息之后，耿谨文就更不愿意去沾染吴川所厌恶的那种低俗爱好了。其他人也许还不太了解吴川，在吴川身边待了一段时间的他还是很清楚对方的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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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上，对方也许会给人留几分情面，但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对方几乎不会做出任何让步。这一点上，吴川要比孙中山做的好多了。
由是，在抵达北京尚未进入正式的工作，又不愿意应酬那些北洋政客、官僚宴请的耿谨文自然也就跑来了闻名已久的琉璃厂，一边逛着书市，一边看看有没有漏可捡。
说起来，现在北京的书市正处于一个繁荣期，因为水灾的缘故，河北各地受灾的灾民带来了不少好东西，从而给琉璃厂提供了大批货源。而河北虽然受灾，但是战争景气期并没有过去，因此城市里的有产者还是过的相当不错的，还有心思玩字画古玩，此外就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人，也经常来中国淘换各种古籍和文物。
因此耿谨文来到琉璃厂之后就发现，这条不到一公里长的街道上居然会热闹成这个样子。陪着他过来的张寿增则为其介绍街道两侧的店铺，“…这荣宝斋是京城最为著名的文房四宝店铺，他们家中颇有不少近代大师的书画作品，不过最为出色的还是木版水墨印刷…
至于这家多宝斋，算是琉璃厂最大的几家江浙湖汉北古玩店之一了，不管是书画还是古籍，店内都有不少珍品，最近据说还搭上了宫内的渠道，弄出了不少宫内的珍藏。”
耿谨文停下了脚步，看着他有些惊讶的说道：“宫内的珍藏也能偷盗出来，就没有人管这事了吗？”
张寿增叹了口气道：“居仁堂中的那位都没多少日子了，谁还在意宫内的人在做什么。小皇帝年纪还小，之前京中宣言复辟帝制的保皇派又在我们的打压下逃回家乡去了，眼下大家都知道满清复辟已经没有了指望，就连京城里的遗老遗少去年也少了不少，没有了这些人管制，宫内的太监宫女也就开始大肆盗窃宫内的珍藏了。
有些东西在宫内并不算什么，但是拿出来就成为宝贝了，加上这些文玩店铺有些就是京城中的权贵的产业，有他们在背后庇护，也就没有人敢来追查这些宝贝的来路了。问题就在于，这些太监宫女并没有什么见识，他们偷盗的时候只为了方便带出宫，因此常常会损毁了文物的价值，更有日本及西洋人大肆收购这些宫中流出的文物，实在是一场浩劫啊。”
耿谨文虽然喜好字画古籍，但是却并不如张寿增爱之深切，他抬头瞧了瞧多宝斋的门面，便笑了笑说道：“当日袁项城同意前清皇室依旧居住在紫禁城里，可没说这紫禁城和里面的东西都是爱新觉罗氏的。我这次上京时就想了，袁项城既然要走了，京中的一些风气也该变一变了。要不然天下人怎么知道，我们革命委员会和北洋政府不是一回事呢。这事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先进去里边瞧瞧，这宫内流出的到底是些什么宝贝…”
1913年建成的国会会场就在宣武门西边，因为这幢三层建筑，会场前的街道也被改名为了国会街。不过在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解散国会，这里也被关闭闲置了数年。直到1917年10月末，袁世凯宣布召集各省及各界代表商议国事，才重新收拾了这里。
1918年2月15日，也就是耿谨文抵达京城的第十天，几个主要的政治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了国会会场东北侧的仁义楼内，就如何召开这场大会和讨论什么主题，展开了第一次讨论。
虽然来到北京只有十天，不过耿谨文也已经了解自己要面对的主要政治对手，声势上能够和革命委员会抗衡的，自然是现在代表中央政府的北洋集团。
只是北洋集团内部此时已经分作了数派，想要竭力维持北洋团体的正统派，以徐世昌、王士珍为首，陕西的陆建章和山西的孙发绪是支持他们的。接下来就是段祺瑞这一派，京城的靳云鹏、段芝贵和安徽的倪嗣冲是拥护他的。
最后一派则是占了长江沿线数省的北洋小团体，以冯国璋、王占元为代表。王占元虽然名义上支持冯国璋，但是他又是支持南北北洋团体团结的，可以说是北洋内部的中间派。
只是北洋集团虽然占据的省份虽然还要超过革命委员会，但是在政治上却并没有什么理念，他们之所以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仅仅是为了想要保持手中的权力，甚至只要条件合适，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在意中央政府让革命委员会掌握。
面对这样没有政治理念且内部涣散的军阀集团，耿谨文已经把对方视为了等待判决的死刑犯，无非就是先从什么人开始入手而已。
接下来真正值得共和党重视的政治力量，就是辛亥革命后，从立宪派和革命党演化而来的各团体。立宪派有二种主要势力，北方的黎元洪、梁启超；南方的张謇、岑春煊。其中张謇又同冯国璋有些勾搭不清，而岑春煊又同西南军阀往来密切。
至于革命党，其实就是同盟会和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各派势力，除了被共和党消化吸纳的，和转化为地方军阀的，剩下的其实也就变成了三派。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声势浩大，号称有57个支部，但国内只有18个，虽然自诩为革命正统，但是党员也就万余人。不过因为黄兴的去世，倒是让海外的前同盟会组织都聚集在了中华革命党名下。
然后就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以孙洪伊、丁世峄为首的韬园派，和人员更为复杂的政学会。这两派和主张暗杀、武装斗争等继续革命主张的中华革命党不同，在民国政府建立之后，就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接下来应当走保卫宪政、抑制军阀的合法斗争道路。
孙中山想要改组中华革命党，就是希望能够把韬园派、政学会重新纳入本党，从而快速增长本党在国内的力量。毕竟被袁世凯驱逐海外之后，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发展艰难，而共和党却因为影响力日增，使得大批进步青年都倒向了共和党，这让归国后的孙中山意识到了党的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