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案爆发之后，北京这边就一直保持着一种异样的平静，袁世凯除了软弱无力的在报纸上为自己辩解几句，便一直都在做着战争准备。
这一点上，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倒是和孙、黄所率领的国民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孙中山甚至连党内的意见都没有统一，就已经公开在报纸上宣称要二次革命，要推翻北京政府了。
而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倒是真正做到了令出一门，除了袁世凯及依附北洋的立宪党人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进行反驳外，其他人几乎就没有单独就宋案发声的。只是让袁世凯有些措手不及的是，南方的民党居然这么快就抓到了暗杀宋教仁的凶手，使得原本在政治上占有优势的北京，反而陷入了政治上的困境，为全国所声讨。
不过袁世凯还是有条不紊的安排着计划，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梁启超率领的民主党及其他立宪党人组成的小党控制住了新国会，从而取代了原先为国民党所掌控的临时参议院，虽然这更令孙、黄等人感到愤怒，但是却消灭了国民党以合法名义讨伐中央政府的大门。
只是北洋集团此时也是忧心忡忡，随着江苏警察厅抓到应桂馨，并查出了应跟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和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后，眼下暗杀宋教仁的谋划者已经隐隐落实到了袁世凯的头上。
4月15日，袁世凯召集了自己的心腹们议事，他在会议一开始就对着众人说道：“宋教仁一案绝非我所下令，就算我要除掉宋教仁也不可能找这么两个无能之辈。国民党这是借宋案想要反对中央政府，我对孙、黄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既然他们非要胡闹下去，那么接下来就只有武力解决一途。你们怎么看？”
其他人都看着站在一旁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一时都没有立刻接话。倒是杨士琦首先表态道：“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国民党的胡言乱语，应桂馨不过是上海滩的一名青帮分子，此前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委任为谍报科长，孙中山从海外回沪时负责照料，并护送孙中山至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任命其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后兼庶务长。
虽说此后因为应桂馨贪污了总统府的经费，从而被革职。但应和同盟会之间的渊源要比旁人复杂的多，赵总理收买他败坏孙、黄等人的名誉，这我是相信的。但要说收买此人去刺杀宋渔父，我是不大相信的。以赵总理过去办事之谨慎，就算真要对宋渔父下手，也不可能委托此人去办。
只是当前舆论声势已成，我们不管再怎么为自己辩解都只会被人以为是欲盖弥彰，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同那些民党打口水仗，直接交由司法进行审判为好。至少也可以释去不少国民的疑虑。”
有了杨士琦带头，陆军总长段祺瑞也跟着表态道：“孙文回国之后就声称要武力讨伐北京，要求国民党人二次革命云云，显然彼辈并无和平解决宋案之意。大总统所言极是，既然国民党不愿照着自己通过的规矩办事，不诉诸于国会而意图选择武力，那么武力讨伐南方各省已是不可避免。”
冯国璋也跟着发言道：“是该教训一下这些民党了，从大清开始他们就闹，也不知要闹个什么？口口声声说要共和，结果大清皇室都退位了，他们还觉得不够共和。我看他们非是要共和，乃是想要自己来坐江山。什么国民党，我看叫他们乱国党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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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于部下们的表态还是感到满意的，但他也注意到在座还有几人保持着沉默。他不免开口问道：“皙子、止庵，你们怎么不说说自己的意见，今天我就是想要听听大家的想法，才把你们叫过来的。有什么就说什么，无需藏着掖着。坐在这里的，那个不是自己人，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见袁世凯点到了自己的名字，杨度不得不起身说道：“民国初建，人心思安，此时舆论虽然同情国民党，但若是国民党试图用武力对付中央政府，必然不会有多少人跟从。
我以为大总统说的极是，眼下的局势非武力不能破局，但最好是逼迫南方先动手，则国民党必将失去道义而为民众所弃。没有南方民众之支持，以南军之武力，北军南下足以荡平。故我并不担心孙文、黄兴能够在南方掀起什么风浪来，我现在所担忧的是关外三省。
革命委员会能够在击退南满的日军之后忍住不入关，转而整顿军务，内修政治，一边推广新式教育扫除旧思想，一边则大搞东北三省之建设。说句不好听的话，无论南北眼下皆不如东北更有新气象。
南方也好，北方也好，不管是革命功臣还是北洋上下，眼中只有官位、银子和女人，对于国家之建设多计划而少实施。现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发财去上海，想做官去北京，想做事去关外。
所以，我北洋之敌并不在南方而是在北面。扫除南方的国民党容易，但是如果长期和国民党纠缠下去，中央还有什么精力去发展建设？任由革命委员会在关外养精蓄锐，不知数年后谁可为大总统抵挡革命委员会南下？”
如果说此前众人对国民党还能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姿态，等到杨度说完，大家便齐齐安静了下去。特别是和革命委员会交过手的冯国璋，转而关注起了手中的茶盏，似乎想要研究下这套茶具究竟产自何处了。
袁世凯见状，也只能暗暗的在心里骂了一声杨度，他这话说的虽然是大实话，可却将众人的士气都给打落了下去。对于北洋来说，眼下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你用高官厚禄去拉拢他们吧，来的都是些被边缘化的人物，真正能够称得上革命委员会骨干的，几乎没人愿意搭理北京的。即便偶尔有那么些东北革命军团、营级军官被说动，他们也只能孤身一人或只带着几名亲信过来，完全不能如北洋这边想的，带着整团整营的人马回来。
这些军官的孤身到来反而给北洋内部造成了矛盾，虽说北洋眼下也在极力的扩建军队，但是以段祺瑞、冯国璋为首的北洋军头连自己人都安排不过来，哪里肯再分部队给这些外来者的。即便他们过去也是北洋出身，但终究还是背叛过北洋的人。
于是这些兴冲冲跑回关内的革命军军官顿时大失所望，由于得不到承诺中的安置待遇，反而大多对北洋起了怨恨之心。这些人中官阶高的还能拿一笔钱干脆退役回家，官阶低的要么四处找门路拜码头，希望被那个北洋大佬收入门下，要么干脆心一横重新跑回关外去了。
北洋往东北革命军中挖人的行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闹剧，不仅没有分裂革命军，反而让革命军中北洋出身的军官们彻底对北洋集团失望，从而主动和北洋军斩断了联系。而北洋军中的不少青年将士，倒是同这些叛逃过来的革命军军官的交流中产生了对于革命军的好感。于是袁世凯终于下令停止了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挖人行动。
既然不能从内部瓦解革命委员会，自然就只能从外部施加压力。但是古往今来，中央对于地方想要保持威慑力只能依靠两点，大义的名分和强大的武力，而这两点恰恰是北京政府所不具备的。
武力就不提了，革命军背后有着列强的支持，连日本人都击退了，北洋军自然不会觉得自己比日本人更强。而大义的名分则完全是被北洋自己弄丢的，这一点袁世凯现在也有些醒悟了过来。
第一次是同盟会出尔反尔先推举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从而导致了他这个总统的法理出现了缺陷。他不是国民所推选出来的，而是孙中山让给他的。袁世凯此前还没弄明白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只想着尽快把这个总统位置拿到手，正了名分再说。
然后他才发现，共和国的总统并不是皇帝，他并不能拿过去的君臣名分来套共和体制。虽然他把国人当成了臣民，但是国人并没有把他当成不可侵犯的君父。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总统的位置，反而抬高了孙中山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次便是答应黎元洪处决了张振武、方维，在袁世凯看来这同样是一个妙计，即可以让湖北军政府内乱，也能让南方革命党人发生分裂，并逼迫黎元洪和革命党彻底决裂。他确实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他也发现自己是得不偿失，北京政府的命令已经不能再出北洋集团统治下的地域了。
张振武案发生之前，各省内部至少还有服从中央政府的力量，各省都督在共和的名义下还不敢行事过分。但是在张振武案发生之后，各省都督就毫不客气的对省内的政敌下手了，虽然他们名义上服从中央，但是对于中央的政令完全不屑一顾，俨然一独立王国。
甚至于北洋内部也开始派系林立，各个拥兵自重。执行了袁世凯命令的陆建章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反而被北洋同僚给敌视了。既然袁世凯一道手令就能让陆建章杀人，哪怕张振武是民党的将领，也不能这么不讲规矩，下次袁世凯要陆建章杀北洋的将领，难道陆会不听从？
而在中央政府失去权威之际，革命委员会却以保家卫国号召东北民众，从而获得了民众的认同，甚至连关内百姓都不认为革命委员会对抗中央政府有什么问题。在这样的局势下，袁世凯也只好对革命委员会的行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
只是杨度这一番话又强行把北方的问题摊到了大家的面前，要求大家面对现实，这不是让大家难堪么？袁世凯思考了许久，终于含糊的说道：“北面的问题还是先放一放，现在吴川不在东北，俄国人又在鼓动库伦独立，我认为短时间内北面是无暇和我们作对的。
至于建设国家，等到统一了国家再谈也不迟。北面终究不过才三省之地，且为日俄所包围，他们就是再怎么埋头发展，也是无法和关内相比的。只要给我个5、6年时间，我就不信不能盖过他们，当前最要紧的还是把南方拿下，四川、两湖、江浙赣皖这几省，实是中国之精华。也只有拿到这些地区，整个国家才能安定下来。
止庵，这善后大借款谈的到底怎么样了？眼下美国人宣布退出，剩下的四国银行团到底肯不肯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