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9日，在美国人的催促下，吴川终于起程前往巴黎。不过他没有接受美国人的建议，乘坐邮轮跨越太平洋，然后横穿北美大陆，再跨越大西洋前往欧洲，而是选择了乘坐铁路横跨亚欧大陆前往巴黎。
对于吴川的坚持，美国人也无可奈何，不过在北京的3名参与和会的代表将会乘坐轮船经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前往法国。
在吴川坐上前往莫斯科的火车时，中亚的形势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中国军队进入中亚并对受到英国支持的巴斯马赤运动及突厥斯坦主义者进行镇压后，原本四面受敌的塔什干苏维埃形势迅速好转。但是以徐景魁为代表的中国驻中亚军政力量反对一部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中亚继续实施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大俄罗斯政策，使得双方产生了不少矛盾。
不过之后随着苏德和解，俄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危险大大的下降，莫斯科很快就把守备西部的巴拉诺夫派往了塔什干，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虽然高尔察克军政府的崩溃使得莫斯科和塔什干之间的联系获得了加强，但此时莫斯科关注的重心已经从东方转向了西方和南方。西方的东欧地区和南方的高加索地区，对于俄国来说总是要比中亚更要紧一些的，毕竟前两者关系着俄罗斯的生存问题。
巴拉诺夫抵达塔什干后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赞同了中国方面OTg2NTc=提出的政治军事并重的解决方案。并约定中国负责塔什干以东地区的平叛，苏维埃俄国负责塔什干以西地区的平叛。
接管了中亚情报组织的夏阳，在得到了奥西波夫等当地有力人士的支持下，很快就招安了温和派穆斯林领袖马达明伯克和反对强征为主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蒙斯特罗夫。2月底，费尔干纳盆地东部，以安集延和纳曼干为中心成立了费尔干纳人民共和国，首府定于安集延，以马达明伯克为总理，蒙斯特罗夫为总统。
同时在它的北面成立了布鲁特人民共和国，以奥西波夫为总理。奥西波夫以布鲁特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名义，同费尔干纳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和中国以楚河、热尔套山为界，西面以卡拉套山为界，北面直达阿伦科尔湖、萨雷苏河一带。
这两个共和国的成立让托洛茨基为代表的红军军官相当不满，因为这相当于把俄罗斯帝国时期的中亚挖掉了一个东南角，也让中俄勘分西北界条约近乎废除。但徐景魁则向托洛茨基的代表强调，这是符合中亚人民意愿的结果，在这两个共和国成立之后，从斜米到安集延地区就都安静了下来，白卫军和极端宗教分子都失去了本地民众的支持，这为即将开始的中亚基础建设创造了和平的环境。
3月19日，当吴川抵达鄂木斯克的时候，双方还在为中亚及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问题争吵不休。吴川和托洛茨基碰了面，但并没有回答对方提出的两国边界的确定，也没有对其提出的全球输出革命理念加以支持。吴川对其给出的答复是：“我需要和列宁同志及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足够的交流，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意见。我现在是代表共和党及中国人民来和俄国同志及俄国人民进行交换意见的，不知道俄国人民究竟想要什么之前，我不会代表中国人民给出肯定的答复。”
托洛茨基虽然感到失望，但也客气的表示自己能够理解吴川的立场。他希望在对方抵达莫斯科之后，能够就自己的问题给出确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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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木斯克，吴川停留了三天，同在鄂木斯克的一些中方人员进行了交谈。通过和这些人士的交谈，吴川发现虽然当地民众协助红军打垮了高尔察克军政府和赶跑了哥萨克们，但是布尔什维克在当地依然是少数派。刚刚完成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富农和中农占据了大多数代表的位置，鄂木斯克新闻社指出：“乡执行委员会的成分都是富农，重新选举也是没有希望的。”
这也难怪托洛茨基着急上火了，因为中国军队驻扎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使得红军没办法以严厉的手段镇压当地的富农，从而纯洁当地的苏维埃。这也是托洛茨基期望中国军队撤离，把西伯利亚地区完全交给红军的目的之一。
而叶声等中国军方代表则不愿意把西伯利亚铁路交还给红军，哪怕是徐景魁和夏阳也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现在的红军军纪太坏，按照叶声的说法，这些红军将士和哥萨克的作风并无本质的区别。把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交给他们，必然会引发当地的武装叛乱，并使得他们的后勤遇到问题。
因此徐景魁提出，至少缓上一两年，让他们在新疆先开垦出一片根据地出来，也让红军的军纪整顿完毕，再逐步将铁路控制权交还回去。拿回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又控制了斜米到巴尔喀什湖的农垦区后，徐景魁认为只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这一地区的粮食就足够用于对北疆的开发了。
3月23日早上，在托洛茨基的陪同下，吴川江浙湖汉北换乘了一列专列直接向着莫斯科而去了。五天后，吴川抵达了莫斯科车站，途中他只要求在图拉省的克拉皮文县停留了几个小时，让他有些意外的是这座县城居然在内战中受到了影响，他所住过的那座旅馆已经成为了一堆废墟，连带着后面的树林都烧毁了，看着这副模样的废墟，吴川自然是不可能再找回放在这里的钱包了。
至于在这里丢失的电脑，吴川最终还是放弃了寻找的念头，他要是不说没人知道手提电脑是什么玩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启动它。他要是说出去，只会让别人注意到这玩意并不是什么古董或新奇玩意，天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托洛茨基注视着吴川的行动，他以为吴川只是对被烧毁的旅馆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对于吴川的过往经历和爱好性格，都成为了人民委员会需要搜集的重要情报，对于吴川在俄国的经历，至少在人民委员会委员这里已经不陌生了。
他们唯一不清楚的，就是吴川在来俄国之前的经历，还有吴川在美国读大学的经历，不过倒是没有人怀疑吴川没有在美国上过大学，因为威尔逊总统在某次采访中并没有反对吴川是其学生的说法。不过也有人说，吴川确实不是威尔逊的学生，而是某位人类学教授的得意高徒。
吴川最终只是在一堆废墟前呆了一会，在当地吃了一顿午饭，就上了列车重新向莫斯科出发了。他所不知道的是，托洛茨基对当地的苏维埃委员下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照着过去旅馆的样子把那堆废墟重建起来。显然，这位革命者也并不是不知道什么是人情的。
抵达莫斯科车站之后，下了列车的吴川看到站台上迎接自己的人也是吓了一条，几乎半个人民委员会的成员都出现在了这里。他所熟悉的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斯大林在这里，也有他所不熟悉的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
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么多中央委员会出现在这里迎接他，当他向斯维尔德洛夫提出，希望先去拜访列宁同志的时候，对方却露出了为难的表情说道：“列宁同志的病情出现了反复，医生认为他需要好好的休息，因此您也许要稍微等候上几天了。”
在送吴川前往下榻的住所时，在马车上陪同他的斯维尔德洛夫这才向着吴川道明了实情，“委员会的委员们认为，应当先和您谈一谈，然后再让您和列宁同志会面。”
吴川有些不解的问道：“为什么？”
斯维尔德洛夫沉吟了一下后便坦诚的说道：“首先要感谢中国同志的帮助，让我们度过了去年最艰难的冬季，原本我们以为，不管怎么计算，一半的彼得格勒居民都将饿死。不过你们运来的食品和从西伯利亚购买的粮食让我们度过了这个难关。
接下来我们又和德国达成了妥协收回了西面的领土，东线的临时政府和高尔察克政府又连续垮台，眼下人民委员会所面对的敌人只剩下了南俄和顿河地区的一些白卫军和哥萨克，国内形势的好转使得对于国内建设的问题提上了人民委员会的议程。
这样一来，人民委员会内部就分成了两个派系，一个是托洛茨基、季诺维涅夫、加米涅夫等人主张的继续革命论，要把俄国革命燃起的火焰传递到世界各地去，趁着战争对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造成的打击，彻底的把资本主义变成历史中的尘埃。
另一方是斯大林、布哈林等人，他们反对继续把革命之火向国外扩展，认为应当先建成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再说。斯大林说：如果继续和各国的资产阶级斗争下去，俄国的无产阶级将会失去最后一点力气，我们就会像沙皇那样被人民所抛弃。
列宁同志因为受伤的关系，精力一直不济，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做出很明确的决断。但是你的到来也许会成为列宁同志下决断的决心，因此大家都希望能够先说服你，然后再让您去见列宁同志。”
吴川瞧了一眼马车外的街道，在宽敞的大道两侧，虽然有着一些商店开启，但是大多数商店还是被木板封闭着，莫斯科的经济也许有所好转，但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他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转而对着斯维尔德洛夫问道：“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两派的主张的？”
斯维尔德洛夫思考了一下后说道：“一二月份的时候，有农民写信给了列宁，他们对于现在实施的余粮征集制度和苏维埃的代表制度感到不理解，他们认为现在的苏维埃把那些乡村里的懒汉和富农挑选进去了，却把那些勤劳的农民当成了资产阶级，他们不明白列宁同志为什么要袒护那些坏蛋欺负农民。
我和捷尔任斯基同志交谈之后，认为您过去说的话是正确的，相比起明面上的资产阶级，隐藏在党内的官僚主义才是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可以为了共产主义牺牲一些农民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为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那样我们永远也建不成共产主义。
为了尽快的建成共产主义，继续向资产阶级发起进攻，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进攻如果是建立在党内官僚主义泛滥的基础上，那么我认为倒不如停一停，先整顿内部的官僚主义为好。”
事实上，比斯维尔德洛夫更为警惕党内官僚主义的是捷尔任斯基，那位把农民的信件转交给列宁的莫斯塔科娃，遭到了当地官员的责骂，这甚至连列宁都被惊动了。由于在远东共事的经历，使得捷尔任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委员中走的更近一些。
在组织工作上，斯维尔德洛夫的才能党内几乎无人可及。到今年3月为止，他已经建立了4个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50个省委，350个县委，1139个乡委，并在2年时间内把国内各地的党支部从不到600个发展到了8000个左右。
而他所领导的书记处，也只有15名助手和30名工作人员而已。以如此之少的工作人员，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这些中央、省委、县委和党支部不是写几个名单就算完成任务了，而是需要确保这些组织中的主流必须向莫斯科靠拢的。现在的俄共布虽然掌握了全国的政权，但实际上真正受党中央控制的只有莫斯科、彼得格勒为核心的周边地区。
其他地区的苏维埃、党支部，虽然名义上是服从于党中央和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的，但实际上这种服从是相当的不确定的，这就像党中央要求把余粮征集对象限制在富农阶层，但最后却往往落在了中农身上一样，并征收了超过余粮份额的粮食，这都是地方组织失去控制的先兆。
斯维尔德洛夫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反动派剔除出各地的党组织，把那些只是名义上服从中央的党组织真正的变成中央在地方上的代表，从而把各地的党员变成俄共布这个强力组织真正的一部分。正因为斯维尔德洛夫出色的组织工作，使得去年俄共布基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甚至连列宁都遭到了刺杀，但是俄共布这个组织却依然在出色的运转着，没有如临时政府那样轰然倒塌。
不过，也正因为斯维尔德洛夫把精力都放在了组织工作上，使得他在理论方面远不能同其他委员相比。过去有列宁领导大家前进的时候，他自然是毫无问题的。但是现在列宁受伤精力不济，他在人民委员会两派主张之间就有些左右为难了。
吴川思考了半天之后，还是摇了摇头对他说道：“各位委员们的想法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在没有同列宁同志进行彻底的交流前，我恐怕还是不能对他们的主张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