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上午，难得的阳光照射在了列宁的病房内，精神稍稍振作起来的列宁半坐半靠在病床上，斯维尔德洛夫坐在病床的一侧，而斯大林则站在病床前一边走动着一边给他念着，派往乌拉尔地区的中央委员斯米尔加、拉舍维奇给中央委员会写的信。
“尊敬的同志们：请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了解一下我们收到的托洛茨基的电报和我们的报告。
尽管我们不掩饰个人动机，但我们完全把一切个人动机抛在一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几封电报对我们来说是出人意外的、令人不快的。
为了有利于事业，我们认为必须向党中央委员会作以下声明…在新的部队到达之前不能要求我们进行有效的积极的作战行动…有些部队已经5个月没有获得过修整，这些部队疲惫不堪，无力实施进攻。
现在谈谈政委问题。我们坚决抗议托洛茨基对待诸如枪毙这样的问题所持有的极端轻率的态度。他在得知某个团逃跑了几个军官后，就要求枪毙这个团和师的政委。
按照电报的准确意思，除了枪毙其他政委外，我们还应枪毙巴卡OTg2NTc=耶夫和扎卢茨基。我们当然不能干这种事…应该枪毙的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一半的人，因为它任命的第三集团军司令员鲍戈斯洛夫斯基不接受指挥职务而逃跑了…
我们不止一次的指出，在进行强制动员的情况下，应该放弃建立地区性部队。因为被动员的农民不会在本乡、本县作战…最后，我们不能不向中央委员会说明，我们认为，能够评价我们的工作只有中央委员会，而不是某些个人…”
斯大林念完了信件后，一只手挥舞着信纸，对着列宁脸色通红的气愤的说道：“托洛茨基不是在打击白军，而是在打击红军，如果按照他的指挥方式，我们军队中将只会剩下那些旧沙皇军官了…”
列宁脸色平静，随着中国的干涉军进入了西西伯利亚之后，东方战线的局势就不断在好转，现在东方战线所要面对的敌人，其实就是那些散落在乡下的白卫军和反对被强征兵役的农民反抗军。在这样的局势下，托洛茨基的重要性就被削弱了，而党内对于托洛茨基的反对声音也就开始变大了。
但他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去谴责托洛茨基，虽然托洛茨基使用的手段过于粗暴了些，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正是在托洛茨基的鞭子下，红军才真正向着一支军队转变，而不是继续沉迷于革命初期的无政府状态中。
不过他也不想批评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们，虽然他们看不到全局的变化，但是他们对于革命理想并无玷污之心。于是列宁把头转向了一旁的斯维尔德洛夫问道：“你过来也是为了这件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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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尔德洛夫迟疑了一下，从怀中拿出了一封折好的电报递给了列宁说道：“亲爱的伊里奇，我觉得您最好自己看一下这封电报。我不能确定其中所说的是否真实。”
斯大林有些意外的看着斯维尔德洛夫手中的电报，不知道是谁发来的，而列宁只是看了一眼斯维尔德洛夫，便取过了电报展开看了起来。在明媚的阳光下，列宁很快就看完了电报上的内容，这令他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
等待了一会之后，斯大林终于忍不住出声问道：“究竟是谁发来的电报？”
列宁被斯大林的问话惊醒了，他再次看了一眼电报上的内容，便轻轻举起向着斯大林说道：“你也看一看吧，是前往基辅的中国同志发来的。”
斯大林向前走了几步，拿过了列宁手中的江浙湖汉北电报看了起来，很快他就失声道：“怎么可能办到的？他们才去了3天而已。德国人莫不是在搞阴谋。”
斯维尔德洛夫下意识的反驳道：“哪怕是个阴谋，我们也应该尝试一下，如果能够迫使德国人撤销布列斯特和约中的领土割让问题，那么国内的反叛事件至少能够平息一半以上。许多人就是因为不能忍受布列斯特和约的屈辱，才会成为反布尔什维克分子的。”
斯大林也迅速的反应了过来，确实，如果能够和平的收回被德国人割去的土地，那么现在国内各方对于俄共布的指责就会少了很多，而党内国际派和本土派的尖刻矛盾也能缓和不少。虽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制造了叛乱事件，但是党内的不少本土派对于他们还是持同情态度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过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阶级的利益之上罢了。
虽然因为四年大战的残酷，使得军队、工人和农民对于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些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美妙名词失去了热忱，从而使得在战争爆发前就反对战争的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崇高的声望，也让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国际派掌握了党和革命的领导权。
但是等到俄共布真正的掌握了苏维埃俄国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后，党内的本土派意识则再一次有所抬头。这些本土派并不支持所谓的“德国革命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为了赢得德国革命的胜利，什么样的蠢事我们都愿意去做”、“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李卜克内西将把我们从这种处境中拯救出来，因为他反正会取得胜利”等言论。
他们认为，既然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那么就应当先拯救俄国的无产阶级，等到巩固了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再去考虑和德国无产阶级联合的事情也不迟。这种想法随着中国在东方成为俄国革命的支持者后，就变得越发的深入人心了。
当然，因为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伟大声望，使得本土派不得不屈从于列宁所指引的方向，但是本土派并没有放弃这种主张，只不过是把它隐藏了起来而已。托洛茨基和诸多老布尔什维克们发生的冲突，实质上也代表了国际派和本土派之间的冲突，托洛茨基所支持的正是解放德国的国际派理论。
就在斯大林还在思考的时候，躺在床上的列宁终于出声道：“应该派人过去，还应该尽快的派人过去，不管德国人是想真谈还是假谈，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德国人什么时候撤退和他们打算撤退到什么地方为止，那么我们就可以早做准备。如果真的能够不动用武力从德国手中解放俄国西部的各地区，那么对于我们响应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将会更为有利。”
斯维尔德洛夫于是向着列宁问道：“那么我们应当派谁去？安东诺夫？还是越飞？”
列宁抬头看着斯大林说道：“亲爱的菲利波夫，你去跑一趟基辅吧。我相信你会很好的识破德国人想要什么，而且你和中国同志也打过交道，和他们更容易沟通。如果这件事真的能成，那么我们的事业将会跨越大大的一步了。”
斯大林站直了身体毫不推托的回道：“是，我今晚就会出发…”
15日的深夜，走下列车的斯大林在基辅第二站台见到了等候自己的宋云桐和朱和中，他上前和两人拥抱问候道：“很高兴这么快又见到你们了，中国的同志。你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魔法，能够让德国人做出这样的让步？”
宋云桐用俄语回复道：“与其说是我们做了什么，不如说德国正在为战后考虑。不如让我们先回去慢慢说，下雨天可真有些冷了。”
斯大林从善如流的跟着两人上了等候在车站外的马车，一路上三人只是谈着基辅的文化历史，不再谈及关于谈判的事情。不过当三人坐在了花园路35号楼房2楼的书房内，不再有外人打搅后，斯大林听了一会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再次向两人提问道：“德国人为什么会想要就布列斯特和约进行修改？他们想要什么？”
宋云桐和朱和中交换了一下眼神，朱和中就用俄语向着斯大林说道：“德国人想要的，就是在战后保全君主制度和维持德国的统一。”
斯大林顿时皱起了眉头说道：“这怎么可能？这样的条件不会被党所接受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等待德国革命的成功。如果德国革命不成功的话，那么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就不会来到，这显然就违背了党对欧洲战后革命发展的判断。”
宋云桐忍不住提醒道：“吴川主席对欧洲的战后局势也做出过判断，并递交给了列宁同志。吴川同志认为，在帝国主义包围下的德国不可能依赖自身的力量战胜德国的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们，而苏维埃俄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干涉德国革命，并抵消掉外部帝国主义对于德国资产阶级及反动势力的支持。强行发动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只会让德国的革命群众受到打击，并削弱欧洲无产阶级的力量。”
斯大林看着他认真的问道：“那么中国党的意见是，要求我们和德国的反动势力妥协吗？”
宋云桐沉吟了一下，斟酌的说道：“吴川同志说，我们应当分裂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同盟，至少不能让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付德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从1791年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的革命力量总是被反动势力的联盟所扼杀的，我们必须汲取历史教训，不能重蹈覆辙。”
虽然斯大林在政治上始终是追随列宁的，但是对于欧洲革命必将从德国革命的胜利开始这一论断，他其实是持怀疑立场的。和基层工人接触较多的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是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的，放弃了俄国的革命去期待德国或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这无疑是舍本求末。
面对宋云桐的说法，实质上他代表的正是中国党的说法，斯大林不仅就有所犹豫了起来，于是他便先跳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转而向其问道：“那么按照你们的意见，应该如何分裂帝国主义的同盟呢？”
宋云桐转头对着朱和中微微颔首，朱和中于是接过话头说道：“帝国主义虽然现在结成了同盟，但是从这场大战就能看得出，帝国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互信的关系。
正如英国首相帕麦思顿所言：盟友不可能永远是盟友，敌人也不会总是敌人，而我们的利益却是永恒且持续的，为我们的国家谋求利益是我们永恒的职责。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同盟并不是建立在相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建立在相同的利益上的。因此只要我们破坏了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那么帝国主义自然就会因为利益而分裂。这样一来，苏维埃俄国就可以获得休养生息的时间。”
斯大林陷入了沉思，他能够理解朱和中的意思，而苏维埃俄国也确实需要修养生息的时间。不过他思考之后却继续向两人问道：“对于协约国来说，当下他们有两个利益是相同的，一个是消灭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个是削弱德国的力量。我很好奇，你们打算如何破坏这两个协约国的共同利益？”
朱和中伸手挠了挠头，这才清了清嗓子说道：“正因为协约国想要，既消灭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又削弱德国的力量，这才使得苏维埃俄国同一个非苏维埃化的德国有合作的可能。
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唇亡齿寒…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弱者要互相依赖才能对抗一个强大的敌人，反过来也告诉我们，一个弱者可以利用一个共同的强大敌人迫使另一弱者和自己进行合作，以避免遭到更为悲催的命运。
因此这件事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操作，第一部分是利用协约国威胁德国，迫使德国去加强苏维埃俄国的力量，从而避免协约国去过分的削弱德国的力量。从目前来看，德国对于协约国确实没什么信心，所以他们才会被我们所说服，愿意和苏维埃俄国就布列斯特和约进行重新谈判。”
见到朱和中说了一半便住口，斯大林不由追问道：“那么另一部分呢？”
宋云桐在一旁插口道：“我们要看到德国为了保存君主制和自身的统一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知道第二部分究竟可不可以去进行。如果德国连布列斯特和约中获得的土地都不肯放弃，那么第二部分也许就根本实施不了。所以，我们希望斯大林同志您在谈判中要大胆一些，不需要过多的考虑德国是否会接受，如果德国人愿意让步的话，那么再大的要求都会接受。如果他们并不愿意让步的话，那么再小的请求他们也会拒绝。”
斯大林看着两人一眼，意识到两人暂时并不想告诉自己第二部分的操作是什么，这令他相当的好奇。不过他知道现在并不是打听这种事情的时候，倒是如何向德国人提出要求，才是他目前最需要仔细考虑的。
虽然宋云桐和朱和中来基辅之前曾经向人民委员会报告过，他们是来说服德国人就布列斯特和约进行重新谈判的，但是人民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们并没有往心里去，大家都不认为中国同志能够说服德国人。以他们同德国人打交道的历史来看，与其和德国人谈怎么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倒不如在德国战败后直接撕毁这一和约更来的简单。
但是现实告诉了斯大林，他们都错了。只是错了到没什么，问题是他过来时连一个谈判方案都没带来，和宋云桐、朱和中谈过之后，他觉得在路上的思考的谈判设想恐怕还需要做出更多的调整。于是再闲聊了几句之后，斯大林便告辞去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