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吴川一直在往党内的同志头脑里灌输着基于阶级利益来分析问题的做法。如果说一开始大多数同志参加革命只是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那么在吴川这么成年累月的灌输下，他们至少已经树立起了一个基本的阶级社会观念，而不再把社会上的人简单的分为君子和小人来看了。
不管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在潜意识里并不把自己视为劳工阶级的一份子，但是并不妨碍他们把自己看成为劳工阶级的代表。因为在这样的阶级分析下，共和党牢牢的掌握住了统治区域内的社会治理权力，那些试图同共和党争夺政权的其他政治力量完全无法和共和党展开竞争。
在共和党这个组织出现之前，不管是满清官僚、地方士绅或是革命者，他们的权力来源基本就是这样几个因素：中央政府的任命、同窗、同乡、宗族、上下级之间的小团体等。总之是逃不过个人利益的联系，也没有人会对官员之间的裙带关系有所质疑，这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
即便是孙中山和黄兴这样相知多年的革命者之间，也因为一面旗帜和二次革命的失利而闹起了意义，最终出现了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这样两个组织，说到底就是各自小圈子之间的冲突结果。
只有在共和党这个效仿布尔什维克组织建立的列宁式政党内部，吴川从一开始就在不断的打压分拆党内的各种小团体，毕竟共和党是吸取了东北同盟会的分支建立起来的，起初就充满了各种小团体。吴川用劳工阶级的代表定义了共和党的阶级属性，然后一次又一次的用阶级利益来决定全党的路线走向，终于让党内自觉或不自觉的在讨论问题时，优先的把劳工阶级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哪怕是宋云桐这样平日里更多是在和资本家们打交道的党内高层OTg2NTc=，在开会的时候也总要把自己推出的政策同劳工阶级的利益联系起来，而不是公然的站在资本家的一方拟定政策，这就是共和党内渐渐形成的政治正确，也就是党内的大义名分。
当然，这样的议事原则形成之后，对于党内的中央委员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之前他们服从于吴川的决定，几乎都是对于吴川个人的服从，这也是他们自小受到的教育养成的习惯，毕竟中国的传统就是不能违背上位者的决定。历代以孝治国的本质就是，子女不能违背父母的管束，从而引导出，百姓不能违背君王的法令。
所以儒家士大夫用以约束君王的办法就只能是天人感应论了，因为君王是上天的儿子，自然不能不听上天的教导。不过随着某个不知廉耻的满清皇帝公然宣称只有君王才能解释天人感应论之后，儒家士大夫用以约束君王的最后一根烂绳子也就断掉了。
吴川所做的就是，树立起了无产阶级利益这个大义名分捆住了全党包括自己的手脚，在党内谁抓住了这个大义名分，大家就应当服从于其所提出的大义这样一个原则。这样一来，党内也就形成了一个最为广泛的共识，从而使得权力的分配更加的公平化了一些。
党内的多数同志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开始渐渐习惯了这一原则，这肯定比那些拉帮结派的小团体更令人接受，按照过去搞小圈子的做法，底下没关系的党员即便干的再出色也得不到提拔的机会，而现在则可以通过党内的探讨及实践工作，让一些基层的党员进入到高层的视野中。
而中央委员们也终于摸到了吴川的脉搏，知道在什么范围之内的主张不会遭到吴川的批评。毕竟过去这些年中，吴川对党和各方的关系中一直立场飘忽，虽然事后证明吴川的判断为党赢得了最大的利益，但是那些信任了吴川而发表了言论的党员，却成为了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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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吴川丢出了阶级利益这面旗帜之后，各中央委员们思考了一番觉得无法反驳吴川提出的论据，便一个个改变了立场，表示如果苏维埃俄国能够继续同帝国主义对抗下去的话，那么共和党应当继续的支援俄共布。
不过还是有委员向吴川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我们究竟应该这么做才能帮助苏维埃俄国度过现在的难关？在日本放低姿态准备和平解决上海虹口事件之后，英法美就开始催促我们放开对于中东铁路及海参崴、大连两港口的管制，以备各国干涉军登陆向西伯利亚进军。他们还督促我们继续向欧俄地区进军，去保护那些受到了苏维埃暴政摧残的俄国农民。我们真的能够继续搪塞下去吗？”
面对各位委员们投过来的目光，吴川知道如果不能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那么他之前的分析说服就等于是白说了。虽然他能够强势的压制中央委员会接受自己的主张，但别指望这些委员们会尽心尽力的去做事。
思索再三后他轻轻用手指敲击了几下桌面，方才张口说道：“在美国有一种游戏叫做勇敢者的游戏，就是两个人各开一辆汽车全速向着对方正面开去，谁先让开谁就输了。
我们之前和日本人进行交涉的时候，其实江浙湖汉北就类似于在玩这个游戏，现在看来日本人首先胆怯了，他们退让了。退让过一次的人，很容易在下一次游戏中继续退让。
我刚刚说的最坏的情况，为帝国主义打头阵对付我们的必然就是日本。因此不管我们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我们只要抓住日本人就好。只要日本人不敢对我们出手，那么帝国主义对付我们的联盟就很难组建起来。
如何让日本人不敢对我们出手，就必须让日本人意识到我们始终都在提防他们，随时准备好了和他们开战。必然让日本人意识到，列强对于他们的承诺是虚假的，他要是敢于为列强当先锋进攻我们，一旦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列强并不会履行对于日本的承诺。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向日本人挑衅，抓住他们不放。表现出就是想要和他们打上一场的意思，日本政府就会去寻求英法的支持。
但是限于欧洲战事结束后的政治博弈和想要尽快的消灭苏维埃俄国的欲望，英法必然不会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的让中日爆发一场战争，这只会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失去了日本对于美国的牵制作用。”
吴川的话让不少委员们有些不知所措，孟继周一头雾水的向吴川发问道：“吴主席，能否说的更详细一点，我们该如何抓住日本人？只是，您不久之前还说过，我们不应当在这个时候发起什么战争，而应该抓紧时间建设，因为现在干一天抵得上日后的十天的吗？”
吴川瞧了一眼窗外的绿树，阳光穿过重重叠叠的绿叶闪现出了金边似的效果，看上去真的很美。不过他很快便收回了视线对着孟继周微微颔首说道：“这并不矛盾，我依然认为从现在到欧洲结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和平的，是最为有利于我们建设的时期。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保证过不发生战争的可能。对于日本的试探，事实上就是在测试日本的战争决心，并让日本人知道我们的战争决心。经过了欧洲大战这样残酷的现代战争之后，我相信各国统治者应当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两个国家都下定了发动战争的决心时，两国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反过来也就是，如果日本尚没有下定战争的决心，那么在我们的决心面前他们就会保持克制。而战争决心这个东西，绝不是昨天讨论没有，今天就可以讨论出有的。既然日本选择了在上海虹口事件上的退让，那么就已经表明他们并没有和我国开战的意思。
既然日本已经把自己的底牌翻给我们看了，我们当然要拿走桌上的所有赌注，逼迫日本离开赌桌才行，而不是让他继续拿着筹码在边上等待下注的机会。也只有再一次让日本做出退让，他们下一次想要选择和我们敌对的时候才会变得慎重起来。”
孟继周似乎有些明白吴川的想法了，不过他还是再次问道：“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抓住日本人？”
吴川这次思考的时间稍稍久了些，不过各位委员们都很有耐心的等待着，“事实上从革命爆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要如何废除满清同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原本我是想着在革命成功打倒了清王朝之后，新组建的革命政权应当毫不犹豫的宣布废除一切满清同列强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拿回我国丢失的所有权益，最终让新中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
但是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向北洋的退让，袁世凯以优待清室换取了清帝的退位，最终还主张中华民国继承了满清的一切，从而再难以向各列强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共和党现在虽然在名义上还只是一个地方势力，但是大家应当知道当前国内并没有和我们匹敌的军政势力，我们迟早还是要入主中央政府执政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身上，我们到时也就没有借口再推托这件事了。
我们统治东北这么几年，大家应当也看的很明白了，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首先就要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力。如果我们没有实力进驻临海州、海参崴、赤塔和江东六十四屯，俄国人会接受两国以黑龙江为界的边界协议吗？如果我们没有把日本护路军赶下海的能力，日本肯让出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和撤走大连、抚顺的军队吗？
同样的，只要我们的力量不能把长江流域的外国军舰驱逐出去，那么想要让列强接受我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那就是妄想。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力量把列强的势力从中国疆域内驱逐出去，并不表示我们今后完成了初步工业化之后也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需要为今后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制造一个借口出来。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以戊戌政变为分割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光绪帝代表着满清及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他就失去了代表中国的权力，因为他已经被非法软禁了。
慈禧和李鸿章勾结发动的政变使得之后的清廷不再拥有代表中国人民的法理，相应的，慈禧对万国开战的宣战书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也就是说，《辛丑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并无约束力，根据恶债不偿的原则，打倒了满清王朝而独立的中国人民自然也就没有义务承担庚子赔款。
而慈禧既然不能代表中国，那么中华民国的承认也就不必继承满清。新中国应当是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在推翻了满清腐朽王朝的统治基础上建立的共和国。假如有人认为，中华民国是继承了满清王朝对于各民族的压迫才有的法统，那么我认为各族人民应当起来再打倒这些压迫者一次。这才是革命者想要建立的真正的人民的共和国。”
宋云桐顿时有些吃惊的说道：“不是说抓住日本人吗？这样的话，不是把所有列强都一起得罪了吗？”
梁廷栋立刻说道：“我觉得主席说的对，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事，我们早就应该干了。我们起来革命的目的，一开始不就是为了捍卫国权吗。现在民国都建立7年了，结果列强还在中国横行霸道，简直就是岂有此理…”
委员们很快就围绕着这件事争执了起来，少数委员站在了宋云桐这边，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也应当逐步进行，不能一下子把所有列强都得罪了，多数委员则站在梁廷栋一边，认为这事如果不一次性提出来，日后只会更加难办。
吴川听着各位委员都发表了一轮意见之后，才敲了敲桌子让大家安静了下来，“大家不要着急，程序当然要有，不是因为我们担心列强联合起来向我们施压，而是要先统一国人的共识。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我们也别想着在短时间内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所有权益。
我的意见就是，从戊戌政变下手，质疑慈禧执政的合法性，从而推翻宣统继位的合法性，先解除了袁世凯向清室承诺的优待条例。一群遗老遗少天天往紫禁城跑，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弄出一个国中之国来，这像话吗？
孟继周同志，你以党的名义向大理院提出告诉，要求撤销宣统的皇位继承权。既然宣统不是满清的最后一任皇帝，那么也就无所谓退位这回事，优待条例自然也就可以免去。
其次，慈禧对于万国宣战纯属个人行为，和全体国民无关。对于庚子事件应当担负起责任的，应当是爱新觉罗氏及拥护慈禧执政的满清官吏。因此，提请大理院扣押爱新觉罗氏及满清官吏的资产以赔付全体国民，向日本方面提出查封这些人的在日财产。
假如日本方面不同意，则正式向各国提出庚子赔款的合法性问题，并要求重新谈判。通知日方，在日本方面未交还爱新觉罗氏及满清官吏的资产前，无限期停付庚子赔款。
此外向各国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之谈判，要求日本方面限期答复，否则从下一年度开始，北方将对日本的棉货实施配额制度…”
虽然某些委员心里还有些七上八下，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跟着其他人一起举手同意了吴川提出的这些主张。会议结束之后，吴川留下了宋云桐和朱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