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国内爆发的“米骚动”运动遍及日本列岛，日本这届内阁也失去了和共和党就远东干涉军组建及日本在华特殊地位的争执欲望，而中国军队仅仅用了不到两周时间就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大部分路线，迫使沿线的捷克军人和俄国地方势力被迫接受了中国军队所建立起的新秩序，从而让英法感受到了危机。
英国人是出于担心美国政府借助共和党的军事力量直接进入中亚，从而破坏了英国对于中亚地区的控制计划。在俄罗斯帝国倒下和自由俄国的分崩离析后，俄国几乎在所有的传统势力范围内进行了后撤，对于英国来说接手俄国势力衰退的地缘外围区域，已经是一个不加掩饰的阳谋了。
而对于法国人来说，随着德军在西线从7月开始转攻为守，美国参战部队不断在法国的大西洋港口登陆，法国上下已经对这场战争的胜利不再有什么怀疑了。法国的政治精英们开始为战后的欧洲进行布局了，彻底的削弱德国使之不能复兴，并重新建立起一个和法国结盟的俄国，这就是法国人为战后设定的目标。
英法虽然还视彼此为盟友，但是双方对于战后欧洲的规划却并不一致，但是有一点双方的看法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限制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虽然威尔逊总统认为，战后的世界应当变的更加自由一些，各国不应当对他国的资本设限，但是英法却并不这么看，他们不觉得自己牺牲了数十上百万人民，仅仅是为了让美国资本来统治这个世界。
美国人在比利时打着赈济饥饿的比利时人民的口号，不停的向欧洲人民宣扬着美国的价值观，试图证明这场战争是起源于欧洲的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垄断，是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英吉利民族对于其他弱小民族的不公对待，只有在战后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的新欧洲，才能遏制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这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平等观念，哪怕只是在白种人内部的民族OTg2NTc=平等，也极大的动摇了英法赖以统治世界的种族观念。英国和法国殖民者过去一直宣称，他们之所以能够统治地球上如此广阔的土地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完全是基于英吉利和法兰西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世界各地的低劣民族才能够享受到文明之光。
在这样的种族观念下，美国是不能称之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自然也就不可能领导世界。即便美国帮助协约国打赢了这场战争，依然改变不了美国只是一个比有色人种稍稍出色一些的“杂种”国家，美国的科技和工业完全是来自于欧洲文明的馈赠，美国只是欧洲文明衍生出去的边缘之火罢了。
因此，英法都不能忍受美国试图干涉欧洲战后事务的计划，并成为欧洲领导者的角色。在这之中，美国通过远东中国这个立足点，向俄国进行势力扩张的行动是最令英法感到紧张的。毕竟在西欧地区，英法还能够对美国的行动加以控制的，但是在远东现在的英法则真的力不从心了。
印度农民的起义已经极大的拖累了英国在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的行动，而中日之间爆发的冲突，又再一次将英国在远东的回旋余地进行了缩小。就连英国在华最为长久的公使朱尔典都向伦敦哀叹道：“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其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增长都大大的超过了战前的实力，而相对于战争爆发以来帝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收缩，两国的外交政策正在远离帝国在亚洲制定的国际秩序。”
英国已经无法坐视中国继续向美国靠拢的外交道路了，特别是在传出了美国试图和中国一起修建连接满洲-蒙古-新疆-中亚-外里海的欧亚铁路桥的消息后，英国和法国的在华外交官就更加焦虑了，他们一点也不乐见这条铁路的完成。
而想要阻止中美在这条铁路上的合作，首先就是要让远东的局势先恢复到各国协调合作的状态。共和党现在借口和日本的冲突无限期的推迟了远东干涉军的成立，却又打着解救捷克人的名义快速的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这摆明了就是想要排斥其他国家进入这一地区，将之变为共和党和美国的势力范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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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是最为反对共和党现在的举动的，因为英国在新疆和西伯利亚地区都有着大量的利益所在。英国在新疆的利益，主要还是为了防备俄国人从新疆地区进入西藏和阿富汗地区，从而对印度造成威胁。而在西伯利亚地区，则是存在着大量的经济利益了，因为从战前到战争爆发的初期，英国资本家就获得了对西伯利亚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投资的机会，这一地区的外国资本占第一位的正是英国资本。
但是现在，共和党和美国人一边图谋修建从蒙古进入新疆的铁路，这必然会破坏英国控制新疆的图谋，从印度走传统商道进入南疆，并不比中国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轻松多少，虽然路途上要近的多，但是每年能够通行的时节也就是夏季短短的三四个月。
因此英国人一直反对中国修建从内地到新疆的铁路，甚至还逼迫清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但是在现在的这个局势下，英国人却不敢向共和党进行强硬的抗议，因为朱尔典生怕这会让共和党进一步靠拢美国人，从而把英国势力从新疆地区完全的排斥出去。
作为一名帝国主义的外交官，朱尔典很清楚，抗议是取代不了军事力量的威慑的。如果他只能对共和党不断的重复口头上的抗议，却毫无实质性行动的话，只会激发共和党更大的野心，到时连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都要遭到挑衅了。
因此他只能选择尽快的建立起一个能够约江浙湖汉北束住共和党行动的亚洲国际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的框架内同美国、日本、法国达成一致意向，从而控制住共和党在这一地区的独走。
相比起英国外交官在对华事务上的焦虑，北京政府对于亚洲事务的一片茫然，东北的共和党却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施政，并没有对外部的这些风风雨雨感到什么困扰。
7月在长春结束的首届东亚运动会，不仅给共和党带来了巨大的声望，还极大的促进了长春城市的建设发展，按照宋云桐对于这届运动会的经济评价，“长春市为召开运动会投入的市政建设，至少在这场运动会中收回了一半的投资，这还不包括运动会附带的社会效益。”
确实，在这场运动会之前，长春这座城市并不怎么出名。但是现在，不仅有人开始慕名前来游玩，还引来了许多投资，长春城市建设债务的压力，在这场运动会之后陡然减少了许多。
对于现在的共和党中央委员们来说，对于北京新政府的不满、同日本的冲突、对俄国革命前景的担忧，现在都让位给了革命委员会的内政改革。
虽然共和党没有选择在袁世凯之后入主北京，但是共和党的力量却并没有因此停留在关外，而是随着灾害治理、土地改革和工业建设进入到了华北乃至西北地区。
比如带着不安心情进入陕西的张绍曾，按照他在满清时代对官场留下的印象，在朝廷力所不及的边疆区域，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员基本很难获得地方势力的认同，政令不出官署基本就是正常操作了，那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能够在表面上维持对中央的服从就已经算得上是温良了。
只是当他在8月3日在西安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三秦父老的热情迎接，丝毫没把他当成是外人。在火车站迎接他的李仪祉解开了他的疑惑，“洛阳到西安的铁路修通之后，西安运输棉花到南通的运费就从每担10元降低到了每担元。
去年棉价甚高，今年省内大量耕地改种棉花，眼看着新花长势良好，供销社和外地棉商纷纷入陕收购，一担皮棉已经从去年的24元涨到了25、6元，陕西父老怎么能够不欢迎共和党呢？
再加上，大家都听说了，共和党不仅要修通西安到兰州的铁路，还要修建西安经汉中到成都，西安到榆林、山西的铁路，和投资兴建关中水利。大家现在都把张委员你当成了陕人的再生父母，哪里还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你呢？”
张绍曾于是给长春发电报说，“陕人并不难治，只要我们多修路，多修水利即可。而只要农业有利可图，则关中的鸦片种植也可尽快铲除了。”
关中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不仅适合于农业，同样也适合于鸦片种植。陕西的鸦片种植从晚清开始就相当的猖獗，几乎没有一个县不种的，晚清时陕西一省的鸦片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六分之一，当地有“十个陕西人，十一个大烟鬼”的谚语。
镇嵩军在河南靠鸦片种植养活军队，陈树藩等陕西军阀同样是不甘落后的。陆建章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在陕西搜刮到上千万元家私，大多是靠着从鸦片种植及贩卖中抽税得来的。对于共和党来说，消灭鸦片经济不仅仅在于改善地方上的农业经济，同样也有切断军阀财源的意图。
因此吴川和张绍曾就陕西事务交换意见时，就着重强调了对于陕西鸦片经济的打击，要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取对于乡村的控制权，就不能让陕西继续成为鸦片王国。
于是同时，共和党对于革命委员会在地方上的行政单位也开始了调整。随着共和党势力向华北地区的拓展，原先在关外的行政管理方式就有些不大适合了。
在关外，共和党是先通过建立国营农场和大工业来控制乡村和城市经济，从而再控制地方上的行政管理，革命委员会虽然吸纳了不少民主人士，但是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公有及集体经济成分完全压倒了私有经济，因此革命委员会中完全是共和党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因为分散的私有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共和党集中公有及集体经济的资源投入到既定目标上，失去了经济上牵制共和党的能力，军事上又被共和党完全垄断，那么在政治上他们就只能从属于共和党了。
但是关外的模式却不能简单的在关内地区进行复制，就如同宋云桐所说的：“河北地区一般要5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但是河北的人均耕地也就4亩。山东、河南地区大概4亩地可以养活一个人，但是这两省的人均耕地都在3亩上下。
因此我们不管如何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都没有办法在关内建立起以国营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而关外的集体合作社即便建成了也远远不及关外的集体合作社，因为关外的集体合作社人均土地至少是关内集体合作社的5倍以上。也就是说，关内的集体合作社在短期内不会提供过多的富余农产品给我们，因为他们会把大部分农产品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关内乡村的富农才是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增加提供农产品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过大的扩展在乡村中的打击对象。至少在关内的工业基础完成以前，我们还需要乡村提供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供应市场，否则我们就不得不从关外调拨粮食入关了。
根据东北这些年的发展经验，华北的工业化一旦进入提速阶段，东北的粮食产能未必能够满足快速扩大的城市人口需求。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局势下，粮食储备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宋云桐的主张还是获得了不少党内同志的支持的，特别是他们也担心被苏俄拖入到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去。日本人的咄咄逼人之势，令不少党内同志感受到了战争迫近的威胁。虽然梁廷栋、李大钊等人并不认同宋云桐对于乡村改造的妥协立场，但是面对苏俄政权岌岌可危，日本又协同英法试图出兵西伯利亚的势态，他们也只能认同了对于关内革命委员会各级编制的改革。
到了八月中旬，共和党的外部环境终于有所改善的时候，对于革命委员会体制的改革方案也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草案。虽然是宋云桐提出的主张，但是草案的拟定却主要是梁廷栋和计划委员会负责。这一草案的重点，其实是对于县以下行政单位的调整和建设。
革命委员会在关外依赖于大工业和国营农场，能够快速的对地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是依赖于党在大工业和国营农场内的健全组织。但是在关内就行不大通了，因为关内的大工业还没有建立起来，而国营农场又缺乏条件，至于各类集体合作社，在形式上又过于分散了，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
对于这一点，梁廷栋和李大钊也是深有感触的，他们认为，“虽然关外地广人稀，看起来要比关内的行政管理更为麻烦。但是关外的铁路网、公路网、邮政系统、通讯广播系统极大的改善了管理环境，使得关内需要三五个人数日才能完成的对乡村的宣传通讯工作，在关外只需要一个播音员广播上十多分钟就完成了，效果还要更好一些。
为了能够提高关内革命委员会的行政效率，让党的政策和指令更快速、更有效的深入到基层去，梁廷栋和计划委的同志也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先是收集关内各省各县的资料，然后再根据国外及地方上的经验，完成了这一版的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