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谨文、王葆真、周树模、宋小濂、张寿增、邵飘萍等共和党或革命委员会驻北京及河北的重要代表，今天都难得的聚在了西交民巷21号大院，于是便趁着下午阳光明媚的时候在花园内的凉棚下开了一个座谈会。
一开始主要是耿谨文向众人交代了一下共和党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在座的不少代表们毕竟都在下面为治水、赈灾、土地改革和地方建设奔波，并不能如耿谨文这样时时站在高处纵览国内外局势，还时常同长春保持着联系，接受着来自吴川领导的共和党中央的直接指示，因此代表们虽然身处于时代洪流之中，但是对于当前的国内外局势还是颇为迷茫的。
在耿谨文的交代下，代表们不仅清楚了当前的国内外局势，也了解了共和党中央对待这些国内外局势时持有的立场，这让他们的思路跟上了党的思想伦理，从而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既然是座谈会，自然不会是耿谨文一人的言论发布会，因此在耿谨文交代完自己的工作和中央的指示之后，其他代表也一一按照坐着的秩序，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讲述起了自己的工作、工作中的难处和工作展开后遇到的各类问题，大多数问题其实就是资源的不足，导致地方政府不能支持他们或是向他们索要大批的物资才能展开工作。
代表们讲述的情况能够引起耿谨文注意的，主要还是灾后地方生产的重建、水利交通建设、土地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改革后对于各地区农业进行扶持的计划。
负责河北革命委员会日常事务及1917年水灾善后事务处理的宋小OTg2NTc=濂是这样谈论自己的工作的，“…去年京直地区水灾造成的积水，随着减河完工正不断退去。但是大水退去，不代表水灾已经宣告结束了，事实上对于海河五大水系的治理才刚刚开始。
去年海河全线涨水的结果就是，平原地区的河道被泥沙淤积，南方平原地区的河道最多的地方增加了八尺淤泥，且河道漫堤还使得泥沙冲没了两侧的耕地，比如滹沱河下游所经过的平原地区，河道两侧原本是最为肥沃的水浇地，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被泥沙所覆盖，如果不处理泥沙，那么这里的耕地就变成了最贫瘠的沙地了。
海河南北水系上游山区都应当修筑水库蓄水以分担夏季之暴雨，中游则修筑水塘及干渠以扩大浇灌面积，下游则应当截弯取直，并挖掘数条减河，以加快雨季河水的排出…
而在河北南部及东南部，主要是河北东南-山东西北平原一带，这里河流稀少天气干旱，靠天吃饭肯定是年年减产的，这块地方几乎每年都有上千万亩的耕地因为遇旱而没收成，约占这片平原地区耕地面积的15-20%左右。
不过此地的地下水位颇高，大约在地下5-7米，只要能够挖掘出一口井来就能保证周边的耕地用水。这一地区想要挖一个砖砌的好井，大约需要5到6个工人一周的劳动，这样一口井可灌溉周边5-20亩耕地，以现在的人工物价约为50元上下。
按照我的估算，政府出钱集体合作社出人工，差不多一口井补贴30元就够了。一年打上10万口井，也不过300万元，10万口井至少能够惠及100-150万亩耕地，有个3、40年的建设期，河北东南和山东西北平原就能变为肥沃的农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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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濂说了这么多，实质上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多给农业一点预算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是其他人并不这么看，比如张寿增就说道：“农业的事情还可以缓缓图之，这就是一个长期工程，现在投入多一点少一点其实问题不大。
再说了，当下国人对于乡村之事并不怎么关注，他们只关心这场大战带来的红利期到底会延续到什么时间？特别是那些住在城里的人，他们只会关心自己身边的环境有没有改变，自己的工资有没有增加。
眼下孙中山就任了总统一职，他所率领的中华革命党也吞并了许多过去国民党分离出来的小势力，重建了中国国民党，这显然就是想要组织党派对抗我们共和党的么。
虽说中央有过判断，孙中山之前领导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老是限制别人的权力而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国民党虽然一夜之间有了十几万的党员，但是这个党的组织内充斥着裙带关系和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几个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
只要孙中山不下定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整风江浙湖汉北整纪，那么国民党中的这些人必然是做不成什么事的。就好比一只螃蟹放在了竹篓中，它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出一条逃跑的路线，但是把一群螃蟹放在竹篓内，它们只会互相扯后腿，最终谁也爬不出去。
但是，只要孙中山还是总统，那么底下的官吏和普通国民天然会倾向于国民党。因为作为中国的元首，他就是为整个国家的社会各阶层划分蛋糕的执刀人，谁会去得罪执政者呢。哪怕是满清最腐败的时候，还不是有大部分民众认为，坏的是官吏，皇帝还是好的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国民证明，孙中山喊喊革命口号，编制一下建国方略还行。领导国民党建设国家这样艰难的任务，最终还是得靠我们共和党来办。
而向国民证明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改造我们脚下的北京城。民国元年，北京内外城人口72.5万人，再加上城外的居民，北京地区人口约在百万以上。只是除了城外这三、四十万居民大多从事农业之外，内外城居民除了官员、商人、军人和一些手工业者外，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都从事的非农、非工、非商的职业，即奴仆、艺人、护院和娼妓。
可以说，如果今日北京政府搬离北京，那些政府官员、商人、军队都跟着离开的话，那么剩下的北京人就要陷入无业的状态了。按照吴川同志的说法，北京现在就是一座纯消费城市，是需要全国的给养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方，这也就使得北京城几乎没有什么自保的能力，谁占住了河北的铁路和内河航运，谁也就控制了北京城，因为没有从外地运来的物资，北京城内的人就要饿死或冻死。
所以我们也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谁能养活北京人，谁就指挥得动他们。比如现在，虽然北京地区依旧是北洋的力量占据上风，但是北京城内却没有多少人敢违抗我们的要求的，就是因为我们不仅控制了河北的交通，还占了河北的农村，我们才是养活北京的人。
但是，北京人依旧还很难同北洋官吏、满清遗老和地主乡绅的代表决裂，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以上这些人提供服务，没有了这些人也就没有了工作。虽然我们能够养得起他们，但是我们不可能如满清和北洋政府那样养着他们，那样只会让我们成为另一群民国新贵。
因此，我们想要真正的控制住这座城市，光是控制从外部输入的物资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彻底的改革北京社会的各阶层，从而培养起我们的真正支持者。支持我党的，必然是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起大量的工厂，把这些北京人都送去工厂中工作，让他们依赖劳动去养活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住这座城市的底层社会。
除此之外，北京内外城居住的这70余万居民，除了那些官吏、商人和有产阶级能够享受到自来水、电灯、电话和煤气等现代科技外，剩下的民众的日常生活出行几乎和上个世纪中叶没什么区别。
这些平民用不上自来水，他们还在喝着水车送来的水，挑水夫从城内各处甜水井运来水，然后穿街走巷的去卖，一分钱、二分钱或几分钱。
平民们基本用不上电，也用不起电，关外一度电不过几分钱，而北京城内一盏电灯每月要1块大洋。平民使用燃煤还要自己去城墙根边上挖黄土，然后弄回家和煤球才能做饭烧水…可以说，和东北的城市居民相比，北京的城市居民没有享受到任何公共设施的便利，也几乎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帮助，与其说北京是一座城市，倒不如说这是一座无数地主庄园拼凑起来的大乡村。
所以，我们应当在北京建立起工业以解决北京居民的就业问题，只有给这些北京居民找到了事情做，我们才能够取缔这座城市中的娼馆、烟馆和赌馆，才能极大的减少城市中的无业游民和流氓地痞，才能削弱那些旧统治阶层在这座城市中的影响力。
而对于北京的城市改造，不仅能够极大的提升作为中国首都的城市形象，还能够消灭城市中每年流行的各种传染病，并提供给市民公共服务和工作岗位，这对于树立我党在北京市民中的形象是有好处的，也可以借此打击国民党的空口白话许诺…”
至于邵飘萍则更注重于对土地改革的关注，他说道：“当前的土地改革虽然进展迅速，土地改革使得半自耕农和贫雇农从租地所得不足一半，上升到了73%左右。
华北地区自耕农户在土地改革前的人均收入约为106元一年，半雇农收入约为人均52元一年，雇农一年的收入在40到50元之间。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随着田赋的减轻，自耕农一年人均收入上升到了127元，半雇农和雇农则上升到了86-104元一年。华北地区过去一年向地主缴纳的约2.4亿元地租被废除，这笔钱都流进了农民的口袋，从而极大的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
但是，在土地改革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一些问题是出在了地主身上，一些问题是出在了我们的党员干部身上，一些问题则是出在了贫雇农身上。
地主身上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对抗土地改革。当然，在我强大的军政压力下，敢于武装对抗土地改革的地主并不多，但是采用了其他办法明里暗里抵抗土地改革的地主却不少。
有的地主采用了财产贿赂或美色勾引我们下去指导土地改革的干部，有些干部并没有抵挡住这种地主阶级的腐蚀手段，从而在土地改革中站在了地主的一边，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
有的地主采取胁迫恐吓村民的手段，一边装作主动交出土地以博取土改干部的信任，一边则要求村民在私下给自己写欠条，以待日后追回这些分出去的土地，这让不少群众对我党的宣传开始不信任；
有的地主则采取自行土改的办法，要求土改委员会不要公开的批斗自己，而群众受惠于地主分地的恩义，也为其求情，认为既然人家已经主动的把地分给了大家，那么就不应该再去批判对方了。
至于我们党员干部在土改中暴露出来的毛病，除了刚刚说过的忍不住地主阶级的腐蚀诱惑，背叛了党和群众之外；还有些党员干部手段粗糙，直接把土地改革运动变成了对于地主的人身羞辱和殴打，甚至有人违背了党的纪律，采取了肉体消灭地主的方式，越过了群众自己独立完成了土地改革。
除此之外，还有的党员干部并不熟悉乡村的工作办法，他们到了乡村之后不谈如何进行土改，而是整天把农民召集起来开会，讲述马列思想和国外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讲的口干舌燥激情蓬勃，但是下面的群众却听的昏昏欲睡，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最后就是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乡村的生产力，但是很多贫雇农都把土地改革当成了均贫富。他们不仅仅要求获得地主的土地和农具，还要求把地主的房屋、家具和浮财也一并分了去；而在某些地区地主土地并不够分时，贫雇农就干脆要求把自耕农的地也分了，这就引发了自耕农对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担忧和敌视…”
坐在西郊民巷21号大院花园中的代表们，整整聊了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时才算把最近一段时间各人手中的工作和问题交流完毕。经过了这样的交流之后，这些代表们对于自己所担负的工作职责变得更为清晰了，而他们也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了诚恳的建议或忠告，从而开始有所决断。
当这场座谈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耿谨文思考着是不是应当把会议记录抄写一遍给长春发过去，他觉得今天会上交流的这些事件和问题，对于共和党的地方治理来说是有着很大的好处的。
在耿谨文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上海虹口事件带给他的压力了。而王葆真等几人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似乎上海的问题在这里已经开始变得微不足道了，对于这些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来说，眼下只有恢复华北平原的农业生产，加快这一地区的工业建设，竭尽全力的推动土地改革往全国的发展，才是当下的首要之物。
当周树模起身宣布会议结束，与会人员三三两两的起立告别离去后，邵飘萍走到了耿谨文身边说道：“这一次中央是真的打算宣布渤海为领海，还是只是想要迫使日本人退让？”
耿谨文思考了数秒后对着他说道：“主席的意思是尽可能的争取把渤海变为领海，假如列强不联合起来反对的话。至于让日本人做出退让，在保证京津唐地区的安全面前，倒是一件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