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梁廷栋来说倒是颇有深刻的理解，毕竟自革命以来他一直主持着地方事务和长春城市的建设，对于这种贴近民生的事务倒是要比宋云桐熟悉。
因此他很自然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回收货币这个问题上，我看就得从工农业之间的交换下手。对于农村来说，火柴、肥皂、毛巾、衣服被褥、煤油之类的日用消费品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工业来说，粮食和工业原料又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东北的农业中，集体和国营农场占了近8成耕地，产出占了七成五；而在东北的工业资本中，国有和集体占了77%，重化工工业的资本几乎全为国有。通过对于粮食生产的控制，我们几乎能够确保城市的粮食供应，并还能保证出口粮食的利润大多留在国营企业当中。
而农民出售粮食获得的现金，除了农业再生产投入之外，其他主要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根据我得到的数据，投入农业再生产的积累约在70%，用于家庭消费的约占30%，农业再生产的投入无非就是农业机械、农具、道路和水利、教育分摊等，这一部分都和国营企业或政府部门发生关系，可以说是一种货币回收的方式。
至于另外的30%，这一块并没有完全和国营企业发生关系，私有企业生产的商品至少占了50%左右。至于城市中，工人阶级所得到的工资除了购买食物之外，几乎都用在了个人消费上，食物支出大约占了工资支出的35-40%；其他消费支出占了60-65%。在城市中的消费，私人企业就占的更多了。
不过，电力、自来水、煤气和煤炭这些都属于国营事业，这些事OTg2NTc=业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每个居民必要的日常支出。我认为，进一步的普及电力、自来水和煤气管道，也是一种收回货币较好的方式。就目前来看，我们对于电力、自来水、煤气管道的投入还不够。
去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剩下的就是有产者，这些有产者除了资本家、私有土地所有者外，就是城市中的食利者，比如在哈尔滨、长春和沈阳这些大城市，就有不少占有大量房屋的食利者，他们有人每月光是收房租就有数千上万元之多。
这些有产者占有了相当大的一笔货币，但是他们的消费比之普通的工人阶层也高不了多少。长此以往下去，最终就会变成国家和这些有产者在货币控制权上的争夺。
正如主席您说的，信用货币可以同工农业产出联系起来，但是黄金、白银终究是有数的，要是这些有产者把手中的信用货币更换成黄金、白银储藏起来，那么人民对于信用货币还有多少信任？我认为，回收货币最好的办法，还是进一步加快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成分，缩小甚至取消私有经济，这样工农业产出的交换就完全处在了国家的控制之下。”
宋云桐和张廷阁都皱起了眉头，两人都觉得梁廷栋的主张不妥，张廷阁强制忍耐住了喉咙里想要发出的反对声，宋云桐沉吟再三后还是出声反对道：“我觉得廷栋同志的建议有所不妥，这样虽然能够控制住货币的流向，但是国内外的投资必然是要跑路的，以我们自身的积累速度，恐怕是难以支撑起现在铺开的摊子的。
当然，我不是说廷栋同志的建议有问题。确实，有产者对于黄金、白银的迷恋不是几道法令可以解决的，只要黄金和白银在我们控制区域之外能够当钱用，那么他们必然会优先储备金银而不是我们发行的纸币。所以，剥夺黄金和白银的货币属性是必须的，但是不应当采用这样激进的方式…”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吴川听了半天，也没听宋云桐拿出什么实际的方案，当然他也知道宋云桐这些年都着重于宏观事务上，对于这种微观事务上的把握就有些失去方向了，自然不如梁廷栋更加贴近基层。他想了想，便对着一边沉默着的张廷阁问道：“张行长，你怎么看梁委员的建议？”
掌管着东北国家银行的张廷阁对于吴川的问题感到为难，作为一个商人出身而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他虽然在政治上没什么能力，但是这些年来经历了这么多也知道自己在政治上依靠的是谁。就这一点来说，吴川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这是他一直以来在政治上把握的方向。
就商人的本性来说，他是反对张廷阁这种全面国有化、集体化的经济理念的。但是梁廷栋一直以来都是吴川最为信赖的几名委员之一，一般而言，对方在大方向上的发言几乎都是符合于吴川的想法的，因此反对了梁廷栋的理念，也许就是在反对吴川的想法。
左思右想之下，张廷阁只能谨慎的说道：“梁委员的想法就回收货币一事上来说并无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控制住国内的经济的话，那么就能控制住货币的流通。但是，这样是否就能真的保证货币的价值？我不敢肯定。我担心我们是否有这么多干部能够管理好这些企业，和重化工工业和大型企业不同，小型企业如果管理不好，很容易就出现亏损。
如果我们不去理会这些亏损企业，他们就江浙湖汉北会破产，按照现在国企经营办法，我们还是要负担起破产企业的工人生活，这对于财政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我们用计划去管理这些企业的生产，那么就只能采取包销包购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市场上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质次价高的商品，消费者也会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消费欲望就会降低。
我的看法也许不够全面，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此。”
吴川咳嗽了一下，收束了自己的思想，对着三人说道：“张行长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还达不到全面实施计划经济的时候。国家投资维持重化工工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同样也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因此哪怕就是赔钱，我们也是要对其进行补贴，使之能够经营下去。
但是轻工业不同，轻工业是面向民众消费的。也就是说：民众需要什么，轻工业就应该生产什么。而不是反过来，轻工业生产什么，民众就消费什么。为什么如此？因为我们无法测度民众的消费欲望，也许今天民众想要的只是温饱，但是明天民众就会希望能够住上花园别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行有车的生活。
我们可以对重化工工业进行规划，因为我们能计算出重化工工业的产品用在何处，但是我们不能去计算每个人的消费欲望是什么，因为人心的变化太快，当我们得出结论的时候，也许我们生产出来的个人消费品就已经不再是民众所需要的了。
所以，在技术条件和生产力没有达到要求之前，全面的国有化和集体化并不是什么好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私有经济还是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至于以后，那就以后再说。
那么我们现在先转回当前的问题上，就是关于信用货币的回收问题上。首先，我认为张行长有一点说的很好，我们不能保证信用货币的价值稳定。不管我们采取主动应对的政策，或是采取被动的政策，信用货币从长远来看必然是要膨胀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要比农业产值的增长快的多，可以说过去100年来世界工业创造的产值已经超过了过去数千年来世界农业创造的产值，而工业的增长速度未来还会更快，这一点从电气化取代蒸汽机的比较中就能看得出来。
为了能够跟上工业增加值，信用货币的发行必然是逐年扩大的，而货币的扩张政策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的效应。”
说到这里吴川停顿了一下，打量了一下三人的神情之后，才慢慢的说道：“恶性的通货膨胀是件坏事，这会动摇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但是温和的通货膨胀不是坏事，它可以促进民众的消费欲望，也变相的收回了一部分货币。”
梁廷栋和张廷阁都不约而同的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这个不就是等于收割了人民的财富？”“这会不会让民众更加的优先储备金银？”
吴川沉默了一阵后说道：“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红利放入了自己的口袋，那才能叫做收割了人民的财富，但是当这些红利被用于国家的基础建设上，这就是国家对于民众的隐形税收。那么这一隐形税收对谁更不利？我以为是对富人更不利，因为钱越多，在这样的长期通货膨胀下损失就越大。
当然，我们要严格的控制住金银的流动，不能让金银成为市场上用于交易的货币，否则就会出现民众弃用信用货币的现象。在这一方面，我们只能用强制性的法令和对民生物资的控制来排除金银在市场上的货币功能。这方面，财政委员会和国家银行应当制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
宋云桐轻轻鼓掌说道：“我支持这个方案，只要能够掌握好通货膨胀的速度，我觉得应当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张廷阁虽然沉默了下来，但是眉头紧锁显然心里依然是不赞成的。而梁廷栋就比较直接的向吴川劝说道：“主席，这个方案是不是再慎重的考虑一下？虽然我知道您的想法完全是出于公心，但是温和的通货膨胀终究还是膨胀，再怎么温和的膨胀，再长期化的影响下，未来也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人民终究还是会承受不了的。”
吴川沉思了许久，方才点头说道：“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解决你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工业产能不仅仅为国内生产，那么我们的货币膨胀政策，就可以向他国输出一部分通货，从而降低对于国内生活的影响。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人民忍耐到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配套的措施。”
梁廷栋顿时按捺住了说话的欲望，等待着吴川讲诉配套的措施，“对于有产者来说，金银买不到，拿着钱又要不断贬值，土地所有权现在又不能买卖，他们必然是需要一个投资渠道来保证手中的钱不至于跑输通货膨胀的，我们要给的，就是这个投资渠道。
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方式我们还不知道，因此我们就只能先借鉴一下资本主义的投资方式。就目前来看，资本主义的投资方式主要有四种：股票、国债、土地和房屋。
股票这个东西，老实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玩了快一百年，都没有玩明白，最终都变成了资本家收割散户的赌场了。我们可以搞一点股票，但只能用来熟悉一下资本家操纵股票的方式，免得我们的同志今后吃大亏，也可以让人民了解一下资本之恶，太过投入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国债这个东西倒是很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从国民手中把多余的钱借来兴建基础建设，既可以减少我们印刷纸币的数量，也可以加速国家建设。我认为财政委员会应当拟定计划，根据基础建设的项目立项来拟定每年的国债发行计划。当然，国债这个东西只能依赖于民众的主动性，我们不能过高的估计民众对于国家的信心，这一点还希望财政委员会注意。
土地这个东西，今后只能从私有化走向国有化，所以我不会提倡土地所有权的交易。但是对于土地使用权的转移上，我们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新疆、外蒙、临海州这些边疆地区，都是地广人稀的所在，虽然我们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是没有人的地方是算不得国家的领土的。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应该灵活一些，比如把土地使用权分为30年、50年，甚至是99年都可以。英国人都敢出售香港土地999年的使用权，难道我们连自己能否存在99年都不敢肯定吗？只要确保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最多就是让他们赚一些钱，改变不了土地的性质。但是能够尽快的把这些边疆地区开发出来，对于我们来说才是当务之急。
接下来就是房屋问题，城市的扩大化不仅仅在于工业、商业的扩大化，个人住宅同样也会随着城市的扩大而提高需求。之前我们对于长春、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的城市建设，完全是借债经营，但是随着战争景气带来的红利，土地及所属建筑的大量升值，使得我们能够还清城市建设的债务。
不过这种借债投资城市建设的方式其实有着极大的风险，美国人上个世纪末的城市建设资金几乎都是在英国金融市场上筹集的，但是真正能够还上的也就是纽约等东北工商业发达城市，许多美国中西部城市建设完毕后都宣布破产违约了，从而一度使得英国金融市场拒绝了美国城市建设的融资债券。
美国人这么干没什么后果，因为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国了，英国人讨债的成本太大。但是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这么搞是挡不住列强的联合要债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城市建设资金的来源放在国内比较好。
我认为无产阶级的住宅需要应当不会超过200平方米；超过200平方米以上并多于一套以上房屋的，都可以视为有产者的投资了。所以，我们可以在个人拥有的房产面积200到1000平方米以上，分别设置房产税，但是放开对于个人住宅的私人投资，这样既可以收回一部分货币，也可以促使多余的钱流入到房地产中去，不至于影响到普通民生物资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