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谋求新政府中的大多数位置，专注于地方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整合，并迫使新政府支持共和党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这原本就是党内之前达成的统一立场。
因此在吴川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之后，委员们也就停下了对于新政府组建人选的不满议论。不过也还有委员向梁廷栋发问道：“那么总统的人选确定下来了吗？”
虽说吴川之前已经强调过数次自己不会接任本届总统一职，但是还有不少委员是希望吴川能够临时改变主意的。不管从哪方面看，吴川接受总统一职对于共和党都是大有好处的，至少是提前确立了共和党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而不用再和什么中华革命党、进步党、民主党这些小党去协商什么了。
到了1918年，党内对于民主选举制度已经不那么感冒了，一方面固然有对民初国会选举选出的一群不干实事的议员的反感；另一方面则是共和党至少已经在东北坐稳了执政党的地位，党内开始习惯于现在东北的政权组织方式，而不愿意去做太多的改变了。
共和民主的原意，不过是一群被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在政权内获得一席之地，从而能够在政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保卫自己的财产。原本共和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想要和贵族地主分享权力，民主的意思是上层阶级每个人都应当有权力说话。
所以共和也好，民主也好，都是向上而不是向下的。但是现在共OTg2NTc=和党已经站在了政权的最高处，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去支持共和和民主，让一群毫无力量的人来分享自己手中的权力？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现在反而是最为符合他们的需求的，连党员都不是的人自然没有权力要求什么民主。
由此，共和党组织的扩大，统治地方的扩大，都意味着党员权力的扩大，他们自然也真心的希望吴川能够更进一步，从而把党的统治范围扩展到全国去。
不过很显然，吴川并没有满足他们这点小小的期待，梁廷栋很快就回答道：“在我们允诺不再对湖北革命者被屠杀事件追查下去后，黎元洪已经宣布退出总统的候选。这样一来，总统的候选人只剩下了两人，段祺瑞和孙中山。各党派代表将会在6月29日进行投票，他们中赢的那个将会担任总统，输的那个就会成为副总统。”
徐景魁皱起了眉头说道：“孙中山至少还是革命的，但是段祺瑞比袁世凯还要保守，让这样一个人担任总统，真的合适吗？耿谨文同志是怎么考虑的？”
梁廷栋回答道：“谨文同志认为，作为北洋武力派的代表人物，段祺瑞不适合在徐世昌政府内任职，否则徐世昌未必能够压制住段祺瑞。
虽然我们对于这个政府期待的并不高，但是至少一开始还是得让它正常的运行下去，否则事事都要我们出面给徐世昌背书，那么最后这个政府的垮台不可能不让我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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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支持段祺瑞去竞选总统，比让他担任陆军部长造成的破坏要小的多。另外，虽然我们支持了段祺瑞去竞选总统，但是他也未必选的上。
因为我们对于北洋的支持，黎元洪的退出，中间力量正向着孙中山靠拢。只要我们不出手破坏这一趋势，29日的推选中，孙中山大概率会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谨文同志认为，这样的结果将会使得北洋集团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再无媾和的机会，方便我们改造、消化北洋集团。”
孟继周则提问道：“那么孙逸仙博士如果接任总统，是否会接受当前的徐世昌政府而不插手政府事务？他虽然没有段祺瑞的实力，但是作为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却更容易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我担心徐世昌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也许会在我们和中华革命党之间首鼠两端。”
梁廷栋迟疑了数秒后说道：“也不是说没有这个可能性，毕竟徐世昌在北洋集团中以圆滑著称。不过总统最初候选人中呼声最高的，是我党的吴川同志和副总统黎元洪，只是在吴川同志和黎元洪纷纷退出总统候选之后，才轮到了段祺瑞和孙中山。
因此在最初划分总统府和政府之间的权责江浙湖汉北时，中华革命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把目标放在了如何限制总统权力的问题上，根据现在各党通过的政府组织法，总统府对于政府的影响力已经很小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孙中山接任了总统职位，他对于政府的影响力也只局限于签字权，只要政府不向总统府请示，那么总统府就无权对政府事务发表意见。而在专门委员会的指导下，政府的法令在专门委员会附署后一样是可以生效的，无非就是加一个时效性而已。
所以，孙中山如果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那么就没法干涉政府行事；如果他不肯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那么我们也无需再理会总统的命令。当然，作为中华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还是能够通过党内组织对政府内部的党员下令的，不过这属于规则之内的合法斗争，我们并不否认这种斗争的方式。只是，当前的总理负责制总理有一票否决权，因此这样的斗争还动摇不了新政府的运行…”
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李大钊虽然不是第一次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比起第一次参加党的中央会议时他显得要沉稳了许多。因为党的中央会议和他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党的中央会议并不避讳探讨革命理论，但是探讨这些革命理论的前提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同党的对外宣传活动中主要宣传革命理论和揭发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压迫实证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的会议上大段复制革命理论并不能引起其他委员们的支持，他们只会觉得你过于教条主义了。毕竟，理论如果不能指导实践，那么肚子里有再多丰富的理论也只是一个两脚书橱而已。而一旦各位委员认为你并不适合实践工作，那么你就得不到资源，也没有工作可做。
在这种环境中，李大钊也渐渐意识到，并不是入了党就可以成为一名革命者的，你还必须要经受的起党内的争斗，从而获得革命的资源，这才能够真正的去实践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第一位的，对于那些连本职工作都不能胜任的同志，不要说插手其他同志的工作，就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未必能够保得住。
就这一点而言，共和党内的斗争实际上要比北洋团体和南方革命党内更为激烈。因为共和党内所有的资源都归于党而不是个人，今天你在这个位置上能够调动多少资源，等你离开了这个位置，那几乎就不能再调动一丝一毫了。
而不管是北洋团体还是南方革命党，资源都是党员入伙带来的，只有少部分才是党所拥有的。你可以开除一个党员或一个将领，但是你不能指望他会把自己的资源留给继任者。北洋团体的兵为将有模式，南方革命党中也不少见，否则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也就不会乏人响应了。
因为党内组织模式的不同，共和党内部的斗争就不会如同南方革命党和北洋团体那样显得温情脉脉，双方意见不同时，失败的一方宣布退党或下野就算结束了。党内的斗争一旦挑起，胜利者就会拿走失败者的一切，不会允许失败者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正因为共和党内的斗争如此凶险，见过了失败者下场后的党内同志们一般不会轻易的挑起斗争，党内反而要比北洋团体、南方革命党显得团结。因为这些团体党派失败者的下场并不怎么坏，他们斗争起来也就更加的肆无忌惮，甚至于把个人间的恩怨也带入到了党团之内。
就在李大钊观察着各位委员们的发言时，突然吴川点到了他的名字，“守常同志，婚姻法的编撰工作什么时候能够三读啊？”
革命委员会编制的法令，党的中央会议上一读，政协会议上二读，革命委员会中央大会上三读，三读之后即可形成为法律。李大钊反应迅速的向吴川回道：“二读的时候，一些政协委员对于法律规定：过往的一夫多妻婚姻也要求一一清理，并给与离婚女子能够独立生活的家产等几条感到不满；
还有些委员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大，因此要贯彻一夫一妻制度，就应该留下原配，把其他妻妾送出门去。并且此事应当先交付族内长辈调解，调解不成后再上法庭为好…”
随着李大钊把婚姻法二读中遇到的难题一一摆出，孟继周也出声附和道：“确实，这婚姻法虽然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但是对于过去已经存在的婚姻也要采取强制一夫一妻措施，是不是过于严厉了？年轻人倒也罢了，那些40岁以上的家庭，如果把女子扫地出门，就算分得一些财产，今后恐怕也很难再婚了，要是无儿无女的下堂妇，难道真要让她们孤苦终老吗？”
宋云桐也笑着说道：“是啊，国外的法律不也有一个不上溯过去的规定吗，我看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宽容一些为好？这样我们推行法律遇到的阻碍也会少一些。再说了，不仅仅民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政府、军中、党内也都存在着不少这样的婚姻。比如吴禄贞将军，年少时风流多情，纳了好几房妾室，革命之后虽然端正了不少，但是那些妾室总不能让他再赶出门去吧？”
吴川瞧了一眼各位委员们看向自己的目光，冷淡而坚定的说道：“婚姻法这种事，不一刀切下去，今后永远弄不好。民间可以缓一缓，以劝说为主，但至少形式上的离婚必须要做到。
至于党政军等体制内部的成员，先党内后军政部门，都要在年内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党内，作为本党提出的法律，本党要是不去实施，这不就是个笑话吗？而且一夫多妻制和本党所主张的革命理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正所谓道不同则不相为谋，既然党员连党的革命理论都不能身体力行，他还留在党内做什么？
我只有一句话，党员要是解决不了自己的家庭问题，那么组织只能劝说其退党，党的监察部门一定要对每个党员的家庭状况进行登记，只有先整理好了党内的问题，我们才有这个底气在党外推动婚姻法。军政部门非党员身份的，如果不能遵守婚姻法的：在法律颁发以前结婚的，调离领导岗位；法律颁发之后违反的，革除公职。”
宋云桐默默的拿过了面前的茶杯，借着喝水掩饰了自己的尴尬。他身边的孟继周也低下了头，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其他委员们也是默不作声，无一人敢出声反对吴川此时的独断。
看着各位委员们都安静了下来，吴川的语气才稍稍缓和了些说道：“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我们要改造社会就不能不改造家庭。革命未必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成功，那么把革命坚持下去就得依靠革命的接班人。一群在不正常的、不符合无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家庭中成长的年轻人，难道会成为我们的接班人？
家庭、学校、单位，将会是工业社会中占用个人生活最多的场所，学校和单位我们还可以用各种组织去影响他们，但是在家中能影响一个人的只有父母。一个价值观念不正确的父母，又怎么能够教育出健康积极的儿童？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乡村中的族权、神权、父权和夫权，因为这些封建遗留的文化正是地主阶级用来压榨、奴役和控制农民的精神枷锁。请各位同志想一想吧，我们打倒地主阶级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解放农民还是为了让自己去取代地主阶级继续奴役农民？
假如我们的目的是后者，自然就不需要去改变这个社会结构；但要是前者，则当前的社会结构就不得不彻底的粉碎掉。如果我们连社会最小的单位都不敢去改变，那么我们又奢谈什么改变社会？”
“我赞成吴川同志的意见，婚姻法确实应该从党内开始推行。如果党员不能和党的决定保持一致，那么他入党还有什么意义呢？”梁廷栋第一个出声支持道。
随着梁廷栋的出声，朱和中、徐景魁、周泽春等委员也纷纷发言支持，最后全体委员们以全票通过了吴川所提出的关于婚姻法的推动建议。
这场会议一直开到了晚饭前才结束，基本上重新调整了共和党的一系列内政外交路线。会议结束的时候，吴川留下了徐景魁一起用晚餐，顺便他还要和对方谈一谈关于对莫斯科、对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对地方苏维埃，对捷克人、对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对协约国各方的立场。
这顿饭一直吃到了晚上9点，然后吴川邀请徐景魁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坐谈到了晚上11时半，才把人放走。开了一整天的会议，把徐景魁送走后，吴川的脑子也不免有些昏昏沉沉的了。
他走到窗边打开窗户，让凉爽的夜风吹走了屋内沉闷的空气，谈话时吸烟留下的烟雾被吹走之后，嗅着窗外清新的草木气息，吴川觉得自己的头脑一下清醒了过来。
就在他站在窗前呼吸着新鲜空气，瞧着外面模糊不清的树林影子时，张云荣走到他身后小声的说道：“晚上用餐的时候安娜小姐找过您，不过看到您有客人她就回去了。”
吴川沉默了好久，才轻轻的说道：“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