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成了合作的基础之后，寺内正毅就继续把话题深入了下去，“因为婆罗洲一事，帝国和英国盟友之间出现了一些误解，而俄国赤色革命的爆发，也让帝国和俄国所缔结的同盟关系被破坏。
一山先生你也清楚，帝国的外交关系是建立在日英同盟和日俄同盟的基础上的，现在这两大同盟关系都出现了问题，也就意味着帝国的外交陷入了困境。
相反的是，我们的邻居却建立起了和美国、赤俄之间的友善关系，并缓和了同英、法的矛盾。以现在的国际形势发展下去，帝国反而要陷入到中美俄三国建立起来的包围圈里了。
帝国的根基在于亚洲，更在于东亚，自从我们合并了韩国之后，帝国原本已经隐隐接触到了统治东亚的那个宝座。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导致中国的局势出现了偏离我们所预料的变化。
我不想讨论谁该为中国的变化负责的问题，但是您所执政时期定下的对华外交政策：不支持中国某一特定政党，尽力阻扰共和党统一中国。
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已经是难以实施下去了，我们必须加强对OTg2NTc=于中国政局的影响，并协调同美国的外交关系。我希望你能在对美、对华的外交上给予一些建议。”
原敬嚼着口中的生鱼片，舌上传来的美味并没有打搅到他的思考，半刻之后他就回道：“我一直都是主张日美协调，不能过于介入英美之间的争端的。以日本的国力，协助英国对抗美国，虽然能够让日本获得一些好处，但也有可能让日本遭到美国的敌视，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只是国内的亲英派始终认为，日英同盟是日本帝国在国际秩序中存在的基础，因此惹的英国人不快就是在毁灭帝国的根基，伦敦有点风吹草动，东京就好像地震了一样。此次海军出兵婆罗洲，老实说虽然给日英同盟造成了一些裂缝，但是也治好了不少恐英人士的软骨病，我以为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如果伯爵阁下能够力主通过日美协调的外交方针，那么对于帝国的未来可谓是一件好事。以我看来，帝国和美国之间其实并无多大的实际冲突，我们和美国人之间的问题主要就在三个方面：英美矛盾，日本人在美地位问题，日美对华方针的不一致。
英美矛盾这不是我们能够插手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对美协调中不要引起英国盟友的误会；日本人在美地位问题，实际上主要还是国民感情的问题，只要能够安抚住国民，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同美国达成妥协；至于日美对华方针的不一致立场，这才是最麻烦的一点。”
原敬停顿了好久，才接着说道：“美国对于中国的需求，就和英国对于日本的需求是一样的，只要日英同盟存在一天，那么美国就不可能抛弃中国，对此问题我也没有可行的建议。”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原敬的话语再一次坚定了寺内心中的决定，他拿起酒杯喝干了杯中酒后，长叹了一声说道：“帝国五十年的奋斗，仅仅因为出了一个吴川就压制住了，真是让人不甘心啊。可越是如此，就越是不能让中国人团结在一面旗帜下，哪怕是动用武力也应当阻止中国这种崛起的势头，否则中国的豪杰之士就会一个个的冒出来，就和我国的幕末时期志士不断涌现一样，这就是一国的国运啊。”
原敬把手中的酒杯轻轻放在桌上，然后看着对方的眼睛认真的说道：“但是现在不是和中国开战的时机，不仅国际上没有人支持我们，就是中国内部也会因此而不得不团结在共和党的旗下。我们等于是在和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大国单挑，光是人力上的对耗，都能把我们耗死。”
寺内微微颔首道：“我也认为当前并不是对华开战的时机。不过，既然美国无法抛弃中国，那么我们就只能试一试让中国人远离美国了。对美协调的事我可以找人去办，但是对华协调方面，我希望你能出面。”
不待原敬出声，寺内就快速的接着说道：“今日能够左右中国政局的只有共和党，不管是北洋、中华革命党还是其他的党派，都不可能和共和党相抗衡。而能够左右共和党的，只有吴川。
我们过去犯了不少错误，误以为可以借助江浙湖汉北中国国内的其他政治力量打压共和党或是取代吴川，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和浪费资源。在短期内想要让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恢复正常，我们就必须和共和党，和吴川打交道。
但是我以为，让其他人去同吴川交涉，只会被其玩弄于鼓掌之上，而且因为地位不对等，吴川对于这种层次的接触也不会过于认真。所以，我需要有一个足够分量的人物，能够不被其所左右的人物前往满洲，和其进行一场有足够分量的会晤。
这既能让共和党方面认真对待这场会晤，也能让美国人对这场会晤有所怀疑。只要在美国人心中埋下了对于共和党的疑心，那么日后我们方才好着手分离双方现在形成的这种亲密关系。一山先生，您正是最好的人选。”
在心里反复思考了数次，原敬发现确实只有自己适合同吴川进行这样级别的会晤，毕竟现在的吴川已经差不多成为了中国事实上的领导人，只要他愿意就没有人能够和他竞争总统一职。
如果是过去的中国，由于日中两国实力上的不对等，日本还能派遣外交大臣作为特使，但是面对一个已经能够影响到东亚局势的中国，这种行动就不是示好而是一种羞辱了。至于派出比他地位更高的亲王们，则又显得过于卑躬屈膝了。
原敬苦笑了一声说道：“这可真是一个让人伤脑筋的活计，我不敢为此行打什么包票，只能说，愿意经历而为。”
寺内拿起酒瓶为原敬倒了一杯酒后诚恳的说道：“假如一山先生您都不能说服吴川，只能说明对方并无同帝国和平共处的想法，这又怎么能怪到您头上呢？我听说今年七月长春将会举办一场运动会，我国也接到了邀请，一山先生不妨以此名义访问长春…”
六月一日上午10点，北京中南海居仁堂内，徐世昌起身对着房间内的十余人说道：“经过这一个月的讨论，我和耿先生、孙先生，还有任公，就讨论的成果做了一个初步总结，先念给大家听一听，看看有什么问题。
首先是国家制度方面的讨论，根据各方的意见，大总统制度显然是不适合共和体制的，因此从六月一日开始，政府将重新恢复内阁责任制，此前归属于大总统的行政权力将归还给内阁，内阁总理为政府首脑；总统将保留以下权力，国家之代表，在国会的建议下任免内阁总理的权力，在内阁总理的建议下解散国会的权力；成立最高法院，国会提名总统任命不少于5人，不多于9人的大法官，大法官掌握司法最高裁判权和最终释法权，除非大法官涉及叛国罪或反革命罪或主动辞职，否则总统无权免去其职务。
最后是恢复国会，根据各方的意见综合，我们一致认为应当先建立制宪国会，在临时约法的基础上讨论正式宪法。制宪国会的组成，各省各推举3名代表，各界各推举3-5名代表，各党派各自推举3-9名代表，于7、8、9月推举完毕，10月正式到京召开国会。
以上所言的各党派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党员人数，有具体的法人代表和办事机构，具体的党纲。六月一日之后新组建的政党不予考虑，以分裂国家为主旨的政党不得参与制宪国会，受外国政府或组织支持的政党不得参与制宪国会…
在国会无法承担其监督政府的责任之前，将由各党派推举出代表组建政治协商会议代为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并享有临时立法权。以上这段，大家有没有意见？”
拿着文件念着的徐世昌停了下来，抬头看向了会议桌两侧的与会人员，上午的阳光正从敞开的大门和雕花门窗上镶嵌的彩色玻璃中投入了房间，把会议桌旁就座的人照射的明暗不定，让他一时都分不清每个人脸上的神情了。
不过他的等待没多久，就听到坐在他左手的耿谨文起身声音明亮的说道：“共和党对于此段结论并无不同意见。”
在耿谨文坐下之后，坐在他斜对面的吴景濂也跟着表态道：“我对此结论无不同意见。”接下来是政学会和韬园派代表的表态，段祺瑞的脸色虽然有些阴沉，但也点头表示了赞同。
眼看着各党派一一表态，孙中山却始终一言不发，坐在他身边的胡汉民就有些焦虑的频频看向这位党首。他知道这位革命的领袖其实并不赞成同北洋、其他党派分享权力。二次革命失败，大家东渡日本逃亡时，孙中山日常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兆铭误我，要是当日不把总统之位让给袁项城，坚持把革命进行到底，那么又何至于被北洋窃取了革命果实。”
不过按照胡汉民及党内的大多数同志的看法，当日推举袁项城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也是事出无奈，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东北的革命军这么能打，大家只看到北洋确实战力凶悍，连黄兴都被从武汉给打回来了，大家都想着不能让革命再度被镇压下去，只要能够推翻清庭，谁来坐这个总统的位置并不重要。
事实上，要不是宋渔父被暗杀，凭借着当时国民党在国会选举时赢得的最多议席，和从总统制修改的内阁负责制，袁世凯只能被他们给架空。但是，在没有力量的状况下玩弄这些政治伎俩，最终只能迫使袁世凯翻脸用武力掀翻桌子了。
所以，所谓的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这本身不过是孙中山为二次革命的失败推卸责任而已。除了那些年轻的党员，资历深厚一些的党员都是不以为然的。
而这一次，中华革命党能够参与到新政府的组建讨论当中来，并不是北洋势弱，中华革命党强大起来了，而是东北共和党的实力超出北洋团体太多，失去了袁世凯这个主心骨的北洋集团已经不能再和共和党对抗下去了，特别是海河大水灾直接导致了共和党的力量大举进入了北洋的腹心之地，北洋如果不能拉拢国内其他政治团体对抗共和党，覆亡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以力量压制国内各方的北洋集团，自然也只会服膺于力量，而不是什么真理。号称北洋之虎的段祺瑞，哪怕在北洋内部如何展现强硬，但是在共和党的压力下，也只能看着对方收拾北洋势力而保持沉默。
可以说，这一次的新政府组建，实质上就是回到了民国建立的初期，各方虽然在明面上以民主的方式讨论新政府的组建，但并不代表拥有武力的共和党会真的任由各方操纵。别的不说，光是北洋团体就不能对共和党动用武力提出质疑，因为他们是一直都主张用武力统一中国的。
因此，这一次共和党能够表现出友善的姿态让各方参与新政府的讨论，而不是和北洋一样用武力压制各方，那么中华革命党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加入到新政府中去。否则一旦各方把中华革命党排除在新政府之外，那么中华革命党很有可能就此瓦解，就更加不用想恢复国民党时期的辉煌了。
在胡汉民忐忑不安的注视下，随着各方表态完毕只剩下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终于起身低沉的出声道：“本党也无意义。”
看到各方都表态赞成，徐世昌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段结论是最为根本的，只要这一段能够通过，下面的就是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了。他随即接着念道：“那么接下来就是对于各省制度的调整，各省的民政长官改为省长，负责民政事务，今后只向中央负责；各省建立军分区，原督军改为军分区司令，军分区司令不得干涉民政事务，不得干涉行政官员的人事任免权…”
这一段结论，受到最大打击的其实是地方军阀和北洋武力派，但是这些人在这个会议上几乎没有代表，小军阀不够资格派代表，冯国璋不敢来，段祺瑞孤木难支，而各党派虽然争权夺利，但是因为这几年北洋治国的经历，普遍对于武人执政感到了反感，因此不自觉的都对武人干政采取了联合压制，哪怕是中华革命党也是如此。
因此，段祺瑞虽然在场，但是他也只能脸色阴郁的保持沉默，眼睁睁的看着对于武人不利的条款通过。这场会议一直开到了下午四点多，算是把袁世凯去世后的新政府框架给树立了起来。
开完会后，从居仁堂内走出的徐世昌，陡然就觉得心中一空，自袁世凯病重时积累下来的焦虑，一时散去了大半。对他而言，最为担心的就是树立不起规矩，只要能够把袁世凯去后的规矩树立起来，那么就没什么大问题可以担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