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如谢尔盖所预料，远东的社会革命党人既不敢公开支持要求临时政府退出战争的主张，又无能力去保卫远东俄国居民的利益，因此许多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最终选择了退出大会以逃避大会上保皇党人提出的表决议案。
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在大会上的拙劣表现，终于压垮了许多远东民众代表对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期望，最终愿意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一起退席的居民代表还不到40人，且大多是后贝加尔地区的居民代表。
这样一来，这场决定远东俄国居民未来命运的大会，才一开始保皇党就把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给赶出了会场。那些从前支持社会革命党的远东居民代表，现在大部分都转向了保皇党人的立场。
立宪民主党人关注到了会场上出现的变化，因此在第一天大会结束之后的当晚，他们就派遣了代表去总督府求见了谢尔盖，表达了想要同保皇党人合作的意思，谢尔盖和关达基接受了立宪民主党人代表的提议，但是也拒绝了立宪民主党人要求他们撤回无条件退出战争的主张。
远东的立宪民主党人对于谢尔盖、关达基的回答也是喜忧参办，作为二月革命的支持者之一，立宪民主党对于复辟罗曼诺夫王朝自然是不感冒的。但是因为米留可夫等党员的处置失当造成的四月危机，直接导致立宪民主党失去了在临时政府中的位置。
虽然在克伦斯基攻势失败之后，米留可夫借助七月危机重新让立OTg2NTc=宪民主党回到了临时政府之中，但是社会革命党依旧牢牢把持着临时政府的权力，这让立宪民主党人深感不满。
要知道，不管是在拉斯普京之死，还是在二月革命爆发后逼迫沙皇退位上，立宪民主党人出的力气都要比社会革命党人多的多。而且为了让临时政府获得协议国盟友的承认，立宪民主党人也是做出了许多工作的。比如导致四月危机的继续战争主张，正是协约国盟友承认临时政府合法性的条件之一，结果因为民众的愤怒，最终却让立宪民主党人背了黑锅。
因此，此次立宪民主党人返回临时政府之后，就是希望能够把坐享其成的社会革命党拉下来，然后拿回自己应得的执政权力。而在克伦斯基攻势失利之后，俄军内部就更加的四分五裂了，除了底层士兵更加厌恶战争，积极的向主张退出战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靠拢之外，军官中也出现了许多倾向。
有的军官虽然还是主张服从于临时政府，但也希望临时政府最好不要再想着发动什么进攻了；有的军官则认为是那些支持革命的士兵在战场上捣乱，才让俄军遭到了这样惨重的失败。他们觉得现在的临时政府比之前的内阁还要糟糕，应当换上一些可靠的将军们，才能让俄军不会接到什么莫名其妙的主张。
当然，最为糟糕的一种倾向就是，不少中阶的青年军官开始怀念起沙皇体制了。毕竟至少在沙俄时代，军官的物资供应还是能够获得保障的。此外就是，在沙俄的军队里，那些“灰色的牲口”至少不能对着军官指手画脚。
但是现在，军官们倒是和士兵平起平坐了，大家的待遇都一样，士兵得不到的补给，军官也一样得不到。而二月革命爆发之后，士兵苏维埃的建立，和临时政府公然要求士兵不必服从自己的上级，这直接导致了军中士兵委员会权力的大幅提升。于是过去被军官们时常体罚的士兵们，现在对于军官的指令几乎也是爱理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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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立宪民主党人觉得，远东冒出的保皇党人或许可以成为自己的盟友，只要这些保皇党人不是追求让尼古拉二世重新回到皇位上，那么他们其实并不介意罗曼诺夫王朝的复辟。毕竟和获得了孟什维克支持的社会革命党相比，立宪民主党现在确实有些势单力薄。
只是谢尔盖居然拿着尼古拉二世没有成功的对德媾和作为理由，宣称保皇党必须要尊重沙皇退位前的决定，必须要无条件的退出战争，让俄国重新恢复和平。这就让立宪民主党人有些头疼了，他们不可能赞成无条件退出战争的主张，否则协约国那边就通不过。
在一来二去之中，远东的立宪民主党干脆放弃了争夺远东居民代表大会的主导权，转而在私下支持保皇党了，于是谢尔盖所领导的保皇党很快就盖过了远东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成为了这场大会最终的胜利者。
本次大会足足开了一周，最终来自远东各地的俄国城镇居民代表们终于确定了三件事：第一是要求临时政府尽快的、无条件的退出这场战争，恢复俄国的和平；第二是在临时政府没有获得远东居民承认之前，远东地区将会成立一个暂时性的地方政府，以负责远东的日常行政事务和同邻国的交涉事务；第三是过去沙俄时期的土地产权不够明确，为了保障远东200余万俄国居民的利益，远东新成立的地方政权还将建立一个土地资源管理局来协调整理远东地区的土地产权等问题。
8月6日，大会决定将远东暂时设立的地方江浙湖汉北政府称之为俄罗斯帝国远东自由领，设立代表罗曼诺夫皇室的总督一职，和负责政府日常事务的内阁，还有远东自由议会。
总督依旧给了关达基，这一职位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只是负责为内阁的行政命令背书，或是将议会的决定签署为法案，最大的权力大约就是负责召集或解散议会，又或者是任命或解散内阁，但是必须是在议会或内阁的请求下，关达基本人并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远东政府的首任总理自然是落在了众望所归的谢尔盖身上，受命组阁的谢尔盖把马库金任命为了内务部长，把陆军部长交给了一直保持中立但颇有声望的萨摩依洛夫中将，霍尔瓦特获得了交通部长一职，至于别列维杰夫则得到了邮政部长的职位。
最后，谢尔盖把土地资源管理局的事务包揽了下来，经过了这样一番操作后，谢尔盖总算把权力从哈巴罗夫斯克延伸到了阿穆尔和后贝加尔等地，算是初步达成了为吴川做事所需要的权力。于是在他对内阁提名人选获得通过之后，谢尔盖就在当晚给吴川写了一封信件，询问他接下来该怎么进行下一步计划了。
和谢尔盖这边的顺利处境有所不同，1917年的7月对于革命委员会和华北民众来说，都是一场大灾难的开始。7月份两次向华北内陆进发的台风，给华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暴雨，7月20日-28日沿燕山、太行山一带出现了集中性的降水，这导致了海河上游山区的山洪爆发，和各支流的河水涨溢、决口。
海河北系因为去年秋到今年的整修，虽然出现了河水涨溢的现象，但是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决口现象，再加上河北革命委员会调动了军队上堤坝和组织民众一起护堤，使得海河北系支流区域内虽然有所损失，但是这个损失还没有达到大面积受灾的程度。
但是海河南系支流就出现了大问题，南系各支流不仅长年失修，本次7月20日-28日集中降水的中心就在海河南系的大清河、滹沱河流域，再加上当地官员低下的组织力和无人组织民众自救，很快山洪爆发就变成了河流决口。
按照地方报纸的记载：“滹沱河在献县、河间、无极等地决口，河水灌入文安洼水深高达2丈…沙河在新乐决口四处，长约624丈；磁河决口631丈…”
海河南系支流多处决口，且大多在中下游，使得京直东部平原地区受灾严重，特别是位于海河入海口的天津，因为排水不畅成为了附带的受害者。
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这边刚刚接收了天津不久，马上天津地区就被水淹了，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再加上海河南系河流区域多为平原地带，这里受灾远比海河北系河流地区受灾要严重的多。
初步估计，海河北系河流地区受灾的群众大约为50-60万，但是南系河流地区受灾人口至少在100-200万之间，如果不把这些人安顿好，直隶地区今年因为水灾而受到的损失将不会小于一场大会战。
面对这样的天灾，吴川也不敢掉以轻心，除了进一步缓和同俄国临时政府之间的矛盾外，他随即要求党和革命委员会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河北赈灾救灾问题上，尽可能的不要让河北出现大规模的死亡和无序的逃荒。
为此，他一边要求宋云桐筹集了500万元赈灾款，10万吨粮食和大批的衣物被褥、帐篷等物资送往河北交给宋小濂；一边又让胡秉柯代表自己前往天津调查灾情和协助夏阳恢复天津地区的生产活动，并同天津、河北各界人士商议对海河全流域进行整治的计划。
为了让北京政府安心赈灾，吴川还给周树模发电，让他替自己向袁世凯转达，革命委员会愿意协助北京政府对海河南系支流地区进行赈灾，并且革命委员会将会下令国民革命军在未通知保定驻军的情况下进入直隶南部地区。
革命委员会在海河爆发全流域水灾的状况下表现出的善意，让北京政府有措手不及之感。对于袁世凯等北洋官吏来说，这次直隶大水灾是人力无可挽回的天灾，虽然袁世凯也下令总统府拨给了10万元向东北购买高粱赈灾，并责令政事堂负责赈灾事务。
但是，这就是北京政府能做的全部了。袁世凯显然不可能让北洋军去守着堤坝，北洋军也做不到这一点。他也不能如吴川那样，一道命令下去就能调动出10万吨粮食和大量的物资用于赈灾，因为北京政府的国库里没有这么多物资。
而且，袁世凯觉得自己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至少并不比前清的赈灾要差，当然这是在没有革命委员会的赈灾行动作为参照物的状况下。有了革命委员会的行动作为参照物，北京政府的赈灾行动显然就变得有些儿戏了，即便是那些北洋军的士兵们也非常不满北京政府用这点东西来糊弄受灾的灾民，毕竟他们的亲戚、好友及家人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