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这次过来和周树模见面，目的就是为了保住中央政府最后的遮羞布，不能让各地的军政势力真的以为中央对于革命委员会已经毫无办法了，或者说中央政府其实已经虚弱的没有力量了。
了解了徐世昌的来意后，周树模沉默了许久方才有些诧异的对其说道：“我不知道菊人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革命委员会虽然早就声明过，袁先生可以继续坐在那个位置上，但我们是尊重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民选总统，而不是真的认为袁先生可以在那个位置上为所欲为。
且不说袁先生当上总统之后做的那些事，有多少是符合人民意愿的？光是向列强借款打内战这一条，我就觉得袁先生已经失去了代表中华民国人民的资格。
只不过念在前有孙文这位临时大总统和第一任总理唐少川的不正常下台，我们总不能再用武力把第一任民选总统也赶下台来吧？那样的话，共和岂不是成了一个笑话？正是想要给共和留些体面，吴主席才劝说革命委员会的各位中央委员，让袁先生继续留在了大总统府。
我原本以为，以袁先生之能力是能够看得到吴主席的这份苦心的，因此至少不会再胡乱折腾下去，总能给国家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让这个国家恢复几分元气的。
但是我倒是没有想到，袁先生在自己身体都欠佳的状况下，还有OTg2NTc=心思考虑联合列强，这是不是也太不把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善意当做一回事了？”
徐世昌沉吟了许久，打量了左右没有其他人后，干脆的向周树模坦诚说道：“那么革命委员会到底打算何时入京，又打算如何对待项城、北洋团体和其他各省势力呢？你们总要先划出个道道来，我们才能往下谈吧？”
这下倒是轮到周树模沉默不语了，在徐世昌不解的目光下，他只能装作咳嗽清了清嗓子，掩盖了自己一时的迟疑，这才接着说道：“革命委员会何时入京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北洋上下究竟把自己放在了什么位置，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上，还是预备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这话徐世昌也没法接，他想要革命委员会给出一个投降条件，但人家却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这样双方还怎么往下谈。他这次过来固然是代表着袁世凯的意愿，但同时也代表着北洋团体内的一些温和派，在革命委员会赢得了对俄国的冲突胜利之后，向革命委员会妥协的声音已经渐渐成为了北洋内部的主流。
因为这一次的冲突已经打破了北洋内部某些人试图利用列强来阻挡革命委员会入京的谋划，既然连俄国这样的老牌列强都向革命委员会低头了，英法两国居然对此结果一言不发，这就已经证明了革命委员会有了对抗列强的干涉的能力。
他们虽然想要保住北洋团体的地位，但还没有什么人愿意为了这个团体去牺牲自己的，向革命委员会温和的交接权力，哪怕保不住自己的官位，可至少也能保住自己的家产啊。但如果和革命委员会对抗到底，失败之后搞不好官位和家产都没了，连全家都要被发配到什么边疆去劳动改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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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正式进入河南之后，对于河南各县地主士绅的清算可比对山东、河北要严厉的多。因为这一地区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都被顽固派和保守派掌握，革命期间就被屠杀了不少革命党人；之后随着白朗起义，各县的地主乡绅迅速劣绅化，并在毅军的支持下兴办民团镇压进步力量和反抗的本县农民群众，因此各县的群众和地主乡绅、地方官僚之间的矛盾异常深刻。
在革命军进入河南之后，有了革命军撑腰的河南各县群众顿时都掀起了对于本地土豪劣绅的清算运动。群众加入这样的运动，一是为了报复地主乡绅；二便是为了分得他们的土地。
河南到底是一个农业省，耕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为了土地，河南农民对于清算土豪劣绅的运动极为支持。而为了防止这些土豪劣绅卷土重来，不少地方的农民不仅极力要求处死地主劣绅本人，甚至连他们的家小都不愿意放过。
河南土地改革运动中暴露出的群众激进路线，和试图控制斗争激烈程度的革命委员会一度发生了冲突。这些围绕着土地发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东北南下的共和党员们的第一次经历，也是令他们感到相当震撼的事情。
哪怕是人多地少的山东，也不会如河南农江浙湖汉北民这样存有这么大的怨气，毕竟德国人建的胶济铁路和青岛港给了山东无地农民一条出路，再加上距离辽东较近的优势，山东一直都是东北开禁以来的移民主力，因此山东农民对于地主的怨气，还没有达到要灭人全家的地步。
而在河南这边，因为一直处于顽固派和保守派的控制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远不能同山东相比，因此失去了土地的贫民几乎就失去了生路。这也就造成了，农民和乡绅之间的剧烈对立，白朗起义能够在河南拉起这么多人加入自己，也是因为于此。
在白朗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各地地主乡绅大办民团，再加上赵倜督军河南的不断扩军和搜刮，河南民众受到的压迫比白朗起义之前还要深。因此在革命军进入河南之后，响应革命军的河南民众对于过去这些压迫自己的地主乡绅也展开了激烈的报复。
在爆发了数次河南地主乡绅的暴乱后，华北局书记恒宝昆和河南革命委员会不得不严令各地驻军协助土地改革，不得再出现灭门事件。并开始把各县被镇压的土豪劣绅的家属迁移到了关外，以缓和地方上的对立情绪。
只是河南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表现出来的阶级仇恨，对于周边地区的地主乡绅来说显然是个噩梦。而作为河南人的袁世凯，本身就是河南大族出身，自然很快就有消息传到了京城。只不过和族人相处的不痛快的袁世凯对于河南的土地改革不置一词，倒是对自己隐居的安阳洹上村关心过几句。
但是，袁世凯对家乡不关心，不代表北洋其他人对于革命委员会所推动的土地改革不担忧。过去他们以为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山东推动的土地改革已经够出格了，但是没想到这次河南所实施的土地改革更是穷凶极恶。
在革命委员会击败了俄国之后，不管是武力对抗还是利用列强施压，都对革命委员会失去了作用。再加上袁世凯身体不好的消息也渐渐显露了出来，于是北洋集团中的一些聪明人就想着换一艘船了，反正他们也不是第一次换船，下决心可比辛亥革命时候快多了。
作为袁世凯身边最为亲密的友人兼心腹，徐世昌之所以接受了这些聪明人的拜托，倒不是想要和他们一样另攀高枝，而是担心这些人乱搞把北洋团体内的这点人心都给折腾完了。
这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革命委员会，或者说那位共和党领袖吴川的行事，虽然北洋内部都说此人行事操切，每每都把自己置身于悬崖之边，稍不留神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但是，包括徐世昌在内的北洋文武官员倒也是承认，吴川这个人除了胆大之外说话还是算数的，就连那些日本顾问也是如此看法。
因此，吴川让周树模来北京传话，表示袁世凯可以担任终身大总统，只要北京政府能够维持国内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时，其他人或许还半信半疑，但是徐世昌是真的相信对方的承诺的。
因为他从革命委员会的一系列行事手段上看的出，吴川确实并不着急入关夺取袁世凯屁股下面的这张椅子，而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安定东北三省上，显然是打着巩固根本的打算。
之后哪怕革命委员会出兵山东、天津，让其他人惊慌失措，认为吴川终究还是按捺不住野心，预备用武力打开京城的大门了，徐世昌也没有慌乱过，他越发觉得对方这是走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明太祖夺天下的故计。
而和蒸蒸日上的革命委员会相比，北洋团体不仅内争不断，且文武官员都把求财放在了第一位，为了更好的控制北洋这个团体，袁世凯不仅没有加以整肃这种腐化的作风，反而还推波助澜公然让人去贪污受贿，于是北洋团体虽然都宣誓效忠于一人，但是这个团体已经不是当初小站练兵时期那个奋发向上的团体了。
面对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先后击败日本、俄国，收回东北、外蒙各项权益的新兴军政集团，徐世昌觉得对方确实没必要急着入关进京，等到袁世凯去后，北洋分崩离析之时，对方再施施然入京，又有谁敢去拦阻呢？
因此，作为袁世凯的好友兼心腹，徐世昌希望能够把北京的局面维持到袁世凯去后，总要给这位老朋友一个结局，也算是尽到了自己的朋友之谊。借着这些聪明人的需求，来探一探革命委员会日后如何接手京城，正是一举两得。
只是他倒是真没有想到，对方居然不出价，这就让他有些狐疑不定，不知革命委员会的那位到底想要做什么了。
因此沉默的看了周树模许久，直到对方下意识的拿起了茶盏喝水以为掩饰时，徐世昌方才叹息了一声问道：“少朴，你这是老朋友面前都不肯说实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