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真从暖房离开后，很快就去了另外一间厢房同张寿增碰了头。周树模刚刚说的倒是不错，他确实是要同张寿增去英公使馆谈事情。
在前往英公使馆的车上，张寿增抓紧时间向他汇报了下，自己这些天来同英国公使馆商务参赞之间的谈判，“…我们这些天来一直在谈的，就是关于对协约国粮食进出口的问题。
战前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每年大约产出15亿蒲式耳的谷物，同期这些国家消耗了将近亿蒲式耳的谷物，缺口几达亿蒲式耳。
此外，1913年欧洲进口了15亿磅的动物油脂，150万磅的糖，光是从美国就进口了10亿磅以上的肉类产品，400万磅以上的黄油，300万磅以上的乳酪和1500万磅以上的炼乳。
1914年夏天战争爆发之后，除了英国之外，几乎所有交战国都遭遇到了大量的人力和生产力的损失。其中又以法国深受其害，其最发达的东北地区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这样一来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各交战国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再加上英国对于同盟国的海上封锁战术和德国对英国采取的潜艇OTg2NTc=封锁战术，使得大量船只被交战双方击沉或扣押，这就更是造成了世界航运运力的紧张，因此从去年10月开始，协约国和同盟国国内的物价都在飞涨，至少比战前物价暴涨了1倍。
现在，同等时间内从阿根廷运送同样的数量货物到伦敦，差不多是从美国运送同样数量货物所需船只的2倍吨位，从澳大利亚运送的话是从美国运送货物船只总吨位的3倍。因此从澳大利亚运输货物到伦敦的运价大致是从美国到伦敦的三倍以上。
澳大利亚虽然有伦敦急需的谷物、肉类和动物油脂，但是因为协约国运力不足的缘故，协约国现在只能优先进口美国的谷物、肉类和动物油脂，这样才能满足协约国的需求。
不过相对于大西洋和印度洋内航线受战争威胁的程度来说，太平洋内的航线却要安全的多。因此从澳大利亚到中国，和中国到美国太平洋沿岸的货运价格相差不远，也比从美国东海岸跨越大西洋到欧洲便宜。也就是说从澳大利亚出口小麦到中国，然后加工成面粉到美国，再从美国运抵伦敦，大致和从澳大利亚直接出口小麦到伦敦稍高一点。
澳大利亚此时正是小麦丰收的季节，本年度澳大利亚小麦的产量大约可以达到亿蒲式耳，扣除4000万蒲式耳的本地消费，他们至少要出口亿蒲式耳。英国根本没这么多船能够把澳大利亚的粮食运去欧洲，但是他们又不甘心放着澳大利亚的便宜小麦不采购，反而要去采购美国的高价小麦。
所以，我们和英国人就澳大利亚的小麦达成了一个连环交易的协议。我们替英国人支付运到伦敦的美国面粉，大约是便士每公斤；我们每支付一公斤美国面粉，英国人就向我们支付公斤澳大利亚小麦，他们支付从澳大利亚到中国口岸的运费。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现在美国的面粉价格是便士每公斤，公斤小麦大概能出粉公斤，也就是价值便士，扣掉便士的代付面粉价款，扣掉便士的运费，扣掉便士的加工费用和便士的杂费，大约还有便士每公斤面粉的利润。
以300万吨面粉估算，我们可以从中至少获得1750万英镑的纯利润，而英国人除了可以节约125万英镑之外，还能将澳大利亚今年丰收的小麦完全利用起来，至于美国人则可以尽快的回笼货款，这显然是个三方获利的交易…
此外还有澳大利亚的牛肉、牛油、羊肉、羊毛出口，我们也和澳大利亚人有了一个初步协定，我们会以钢铁制品、水泥、涂料等商品的出口和他们达成一个互换协议。”
王葆真听完了张寿增的解释后，不由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说道：“看来英国人也快要被这场战争榨干了啊，否则他们就不会这么提防美国人，转而便宜我们了。”
张寿增沉默了片刻后说道：“所以吴主席江浙湖汉北说的还是对的，我们得要加强武备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现在是不得不割肉给我们，不过等到欧洲战事结束，恐怕他们就要想办法从我们这里把这些战争红利弄回去了…”
王葆真微微颔首回道：“所以，这场战事还是多打些时日才是对我们最有利的…”
就在王葆真、张寿增和英国人讨论着互换贸易的具体内容时，徐世昌也怏怏的返回了居仁堂。当他返回时，袁世凯正和财政部总长周学熙和财政部次长梁士诒议事。
梁士诒此时正就唐山事件愤愤不平的向袁世凯说道：“…这些共和党人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警察开枪固然是处置不当，但是他们煽动工人闹事难道就毫无责任了吗？
工人罢工和警察发生冲突，凭什么责任就是政府的？自古以来都是下面的人为上司负责，何尝有朝廷出头替下面的混账差事认错的，这不是本末倒置么？
我看共和党就是居心不良，想要借助唐山事件让舆论攻击政府，为他们入关进京铺平道路，他们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靠在一个棉垫子上的袁世凯，一只手支在椅子扶手上，望着面前的炭盆甚是沉默。他心里明白，梁士诒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共和党这一手迫有图穷匕见的意思。
自从1914年共和党击败了日本人，随即在山东发起了土地改革，北京大致才分清楚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革命委员会虽然类似于北京政府，但是其真正的权力都掌握在了共和党手中，比如山东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些同盟会员，虽然极力反对土地改革的暴政，但是他们除了以辞职明志外，几乎不能对共和党的决定造成什么阻碍。
共和党虽然口口声声要民主共和，但是他们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却占据了绝对多数，而且党内同志不得违背党的决议，在政治决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革命委员会内部的表决，其实就是把共和党的决定全然照搬而已。
在袁世凯看来，共和党这种玩法，纯粹就是把革命委员会当成了一个幌子，外人看着相当的民主，但其实还是共和党的一言堂，比之自己的超级大总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现在舆论却大肆称赞革命委员会的“民主表决”，却鄙薄自己的终身大总统，实在是不知所谓。
如果再年轻个十年，袁世凯到是不介意学一学共和党的这种手段，但是现在么，看着炭盆镂空的白铜盖子下明暗相间的炭火，他也只能长叹一声，道一句，“英雄日暮。”
打民国建立起他就走错了路，现在不要说外面的人不信他，就是北洋内部的大小军头，又何尝不对他提防三分。就如段芝泉病休后在家所言，“老头子喜欢权术倒也没什么，拿着权术玩弄自己人就太说不过去了。我们为老头子出生入死，难道还换不得老头子几分真心吗？”
听到手下传来这样的报告，袁世凯的心情坏了整整一天，他从那时起便知道，北洋已经不是小站时的北洋了，甚至都不是辛亥年的北洋了。
他轻轻咳嗽了几声，打断了梁士诒的抱怨，转而把视线挪到周学熙身上，对着这位亲近人问道：“止庵，你怎么看唐山的事？”
重新复出的周学熙对于官位其实并没有这么热衷，相比较而言，包揽着部里大多数事务的次长梁士诒，倒更像是财政部的总长。
不过见袁世凯有问，他倒也不好继续沉默下去了，只能清了清嗓子说道：“去岁中央的财政收入是亿有余，而支出则是4亿出头，结余约9000万元，这是自民国建立以来财政第一次有这样大的黑字，上一次是1913年，不过盈余200多万元而已。
上一次的盈余，主要还是善后大借款的入项，而去年的盈余却是因为各地没有出现大的灾害，军事费用支出也因为无战事而大幅削减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经济发展势头，那么到是好多事情都可以做一做了，比如投资各项实业和兴修华北、西北的水利等等…”
梁士诒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说道：“止庵，大总统问的是唐山的事情，你谈这些不相干的做什么？”
周学熙抬头瞧了他一眼，一摊双手说道：“我是财政总长，我不谈这个能谈什么？而且你觉得这些和唐山的事情的无关，我却不这么看。”
周学熙怼了梁士诒一句后，便转头看着袁世凯诚心正意的说道：“大总统，有些话我真是不吐不快。唐山的事情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共和党当前究竟掌握了多少力量。
我们手中掌握了20余省，年财政收入达到亿，盈余9000万元，部内上下莫不弹冠相贺，直以为当下是河清海晏的时节了。
但是我查了查去年革命委员会的各种收入，约莫超过12亿，各种支出约11亿出头，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四处放开手脚大肆建设，他们去年的盈余何止上亿。
大总统问唐山事件，我以为不过是小事。若是让革命委员会再怎么闷头建设下去，我们到底该拿什么和革命委员会抗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