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张謇的愤愤不平，北京的袁世凯现在对革命委员会就平和了许多。自从革命委员会击败了日军收回了山东两大租借地之后，他心里就清楚这天是要变了。
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昏了头去搞土地改革，各地的士绅和他手下的那些北洋将领，说不定都要遮遮掩掩的投靠过去了。这没什么不可想象的，当初黎元洪和张謇等人不就是这么投靠了自己的么。
在北京政府人心涣散的时候，突然听到革命委员会在胶东三府搞起了土地改革，袁世凯顿时就定下了心，知道革命委员会暂时是进不了北京了。果然之后各地拥护中央政府的电文就一日多过一日，而革命委员会也如约停在了黄河南岸。
只是，袁世凯心里也很清楚，这些人口头上的拥护根本不作数，当初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各省依然是宣誓效忠于朝廷的，可不也弄出了一个东南互保吗？
眼下各省的督军其实和大清当日的督抚一般，他们名义上遵从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不过是想要借助中央政府的这面旗帜来对抗革命委员会而已。只要革命委员会以非法的手段进入北京，那么各省督军显然就不会再遵从于北京的命令了。但是想要让这些督军们出兵解救北京，那他就是想多了。
就连对他最为忠诚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江苏督军冯国璋三人，在对调集兵力北返的命令也是左右搪塞。一下说士兵们不乐意北归；一会又表示自己带兵北归，恐南方出现反复；一会又说北方土地贫瘠，这么多军队返回之后，恐怕中央财政难以负担，不如先抽调一两只部队回去，他们留在南方多征集一些军费，否则日后也难以驱使将士用命。
总之，这些袁世凯过去的心腹，将他用来对付朝廷的招数倒是学了个十之八九。只是袁世凯虽然一眼就看破了这些人的心思，但是他却也同当初的朝廷那样，对于这些养兵自重的军头无可奈何。
而蔡锷的背叛又让试图引入外系将领清理北洋盘根错节关系的袁世凯，失去了改造北洋军的可能性。至于他的几个儿子，又几乎没有一个能够独挡一面的。如此一来，原本还颇有些雄心壮志的袁世凯，现在倒是不得不退让了一步，转而追求自身的身后之名和保全自己的家族为目的了。
1915年11月2日，山东革命委员会开始在鲁南、苏北兴修起治理淮河的水利工程之后，袁世凯就把徐世昌叫来了大总统府，向他询问道：“治理淮河是件好事，之前张季直和美国人谈了这么久，可结果被欧洲大战给搅黄了。现在革命委员会打算自己搞，你说咱们是不是也该支持一下？”
徐世昌迟疑了一下，方才放低声音说道：“可是国库里确实没钱了，要不是税务委员会今年同各省协调了税种、税率，革命委员会又带头上解了国税，各地恐怕还不肯向中央解款。不过这些款子在预算委员会的安排下，都是有了去处的，政事堂能够自由动用的机要费用不过也就三、四百万银元，到了年底也用的差不多了，恐怕很难再给淮河治理工程支持了。”
袁世凯下意识的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虽然居仁堂外秋风瑟瑟，除了几株缀满了红叶的枫树外，其他树木都已经落叶纷飞，俨然一副暮秋时节，不过居仁堂内却已经点起了炭盆，室内不仅不觉寒冷，反倒是有些闷热了。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来人，撤掉两个炭盆，这雪都没有下过，用得着点这么多炭盆吗…”喝斥着负责居仁堂的仆役撤下了几处炭盆，又让人打开了棉布帘子透了透气，随着一股冷风闯入了居仁堂内，呼吸了一口冷空气的袁世凯顿觉身上凉爽了许多，这才觉得自己的精神振奋了不少。
袁世凯这才回头对着徐世昌问道：“我听说这几年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大兴土木，又同日本人打了这么大一场仗，这钱不都是向洋鬼子借的么？什么时候洋鬼子这么好说话了，借了钱不向他们讨要利息，还能继续给他们借钱去治理淮河？”
徐世昌沉默了半天，方才出声说道：“革命委员会借的款子虽然多，不过倒是大半都用在了修路办厂的事业上。如今欧战大酣，各交战国都在拼命的对外采购物资，我国就是协约国重点采购的对象之一，只不过当下能够满足协约国采购需求的，只有前几年大兴土木的东三省，因此我听说他们倒是借助这场大战带来的采购还清了不少债务。
欧战爆发之前，办个棉纺织厂一年大概能够盈利2成5；而今年同样规模的棉纺织厂，大约可以盈利5成。至于其他各工厂，盈利也从战前的一成左右上升到了三成以上。如果再算上今年英镑、法郎汇水的下降，革命委员会名下的各工厂今年几乎赚到了往年平均利润的五倍。
因此，今年革命委员会的财力应当比去年战前更为充沛，倒不是那些外国银行不向革命委员会催款，而是他们确实有钱还贷款利息。
再加上他们和我们不同，不必负担起各省财政的缺口，自然就能一门心思的搞建设去了…”
袁世凯能够听的出来，所谓负担起各省财政的缺口，其实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除了东南五省外，其他各省从前清时就一直在亏空了，这样的财政缺口谁能补上。
现在中央政府用来控制各省的办法，只有在当地驻军，中央政府需要补贴的就是这些驻军的军费缺口。眼下革命委员会拥有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山东、小半个外蒙古和内蒙古，也就是六、七个省的地方，除了山东和辽宁外都是地广人稀的地方。
就如徐世昌所言，北洋军政集团的实力其实比之革命委员会还要有所不如，但是却要比革命委员会控制大三倍的地方，和将近10倍以上的人口，这样的财政负担自然是极重的。
比如二次革命之前，北洋军在北方还是说一不二的力量，因为北洋集团的力量几乎都聚集在河北、山东、河南一地，就连革命委员会都要对北洋军的声音有所顾忌。那个时间，也是北洋将领投资河北、山东实业最多的时期。
但是随着二次革命爆发，北洋军南下控制住了长江流域各省之后，北洋的力量因为过于分散，北方的建设反而突然停滞了下来。此时南下的北洋各军将领，就不大乐意搞什么实业投资，而是试图在自己的地盘上搜刮财税了。
过去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给北洋新兵说：“吃袁大人的饭，就要为袁大人卖命。”他自然知道让这些北洋将领搜刮钱财可以，但是军队可不能也让将领自己去养活，因此对于各省驻军的军费，他还是优先给予保障的。
只是，在外驻军和驻守家乡，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北洋军的军费很快就吞没了北京政府那点可怜的财政收入，自然也就把徐世昌试图在河北推动的新政给拖延了下去。对于这一点，北洋集团以徐世昌为首的文官们都是非常诟病的。
这些文官们认为，统一全国固然是件好事，但是统一全国不应该成为阻碍新政实施的障碍。如果新政不能实施下去，北方经济不能快速的恢复，那么北京就不可能长期的对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压制。更糟糕的是，北洋军将领下到地方之后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已经让北洋团体内部出现了裂痕。
就徐世昌、王士珍等一批北洋老人来说，他们既希望能够维持北洋这个团体的内部团结，又希望北洋这个团体能够保持住对各方势力的压制地位。而徐世昌等文官们，则更希望能够将北洋武人压制于自己之下，让这些武人成为维护他们推行新政的力量。
但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北洋武人的地位就已经难以被徐世昌这些文官们所压制了，随着革命委员会在山东展现了击败日本人的力量之后，北洋将领们就差不多和文官们控制的北京政府貌合神离了。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试图清理北洋内部造成的反噬。
比如前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被解职，就是让诸多北洋将领对于袁世凯不满的根源。虽然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三人号称北洋三杰，但是在清室退位之后王士珍几乎就退出了北洋团体的核心，段祺瑞和冯国璋则成为了北洋将领的两大领袖人物。
和冯国璋相比，资历更老一些的段祺瑞显然更得北洋将领拥护一些，于是他也就成为了袁世凯对北洋团体内部整理的第一目标。只是袁世凯对于段祺瑞的处置过于急躁了些，实在是难以让人心服，毕竟解除了段的陆军总长之后，袁世凯也没有表示要对日本开战，以阻止日军登陆山东。
而之后袁世凯又将陆军部内的段系官员都清理了出去，这就更让大家以为袁世凯根本就是想要收揽他们手中的军权，而不是什么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只不过袁世凯毕竟是北洋军的创建人，大家也不好明着反对他，不过私底下对于军队的调整时免不了的。
于是原本试图通过清理段系这一北洋团体中最大派系，来完成内部整合的袁世凯突然发现，整个北洋团体反而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去。这不仅让他有苦说不出，也对整合北洋团体失去了信心。
因此听了徐世昌的隐喻后，他也不着恼，反倒是心平气和了起来，“就算是不能在财政上给予支持，政事堂总要在文字上鼓励一二的，我们总不能对这样一件大事不闻不问吧？好歹这项工程也惠及了数千万民众，不能让革命委员会独享了这份民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