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对于吴川来说，这等简略的组织架构，在他的时代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一种组织方式。正因为太过常见，反而让人对这样的基层组织变得熟视无睹，即便找个中学生出来，都能似是而非的说上几句。
但是对于康斯坦丁和佩奇来说，吴川眼中极为简略的组织架构和组织工作方式，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头脑中的认知。毕竟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政党，除了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之外，其他党团都处于一种混乱而无约束力的松散形式。
后世资本主义社会声名远播的童子军组织，这一组织的创始人英国退役军官罗伯特·贝登堡，前年也才刚刚出版《少年警探》这一手册，并在英国地方成立了第一支童子军。集体主义精神，团队协助的模式，在这一时代才刚刚萌芽而已。
而吴川眼中流于形式的少先队、共青团和学生会，在过去的百余年里，都是共产主义最基层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架构和运作方式，并不是某些天才拍着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同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封建宗族进行殊死搏斗，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对于和平环境下长大的吴川来说，这些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似乎已经跟不上社会环境的变化了。但是对于康斯坦丁和佩奇来说，他们很能够理解这样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会给犹太人的组织带去多少有益的教训。
特别是生活在俄国这样专制政权下的犹太人，康斯坦丁对于吴川所说的组织内部的安全保卫部门，更是充满了兴趣。在他看来，如果有了这样一个部门，那么犹太组织的安全性将会获得成倍的提升，那些沙皇政府的密探和告密者，将只能在组织的外围中转悠，永远都无法深入到组织的核心中。
对于金兹堡家族来说，没有比这个更为急需的了。欧洲各国的一些犹太富豪们固然愿意伸手帮助自己的民族，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和本国政府发生冲突。如果帮助底层犹太人会牵连到自身，那么这些人只会对底层犹太人的遭遇装聋作哑。
此前俄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都爆发过针对中下阶层犹太人的迫害行动，但是除了一些犹太富豪站出来试图营救自己的同胞之外，更多的犹太富豪却采取了置身事外的态度，说到底便是担心本国民众把怒火转移到他们身上，于是采取了进一步讨好本国统治者的姿态。
1905年俄国政府煽动民众对犹太人进行迫害时，弗拉基米尔的父亲G·金兹堡组织和领导了受害者救援委员会，以帮助那些无辜受到迫害的俄国南方犹太人。但是，更多的俄国富商却选择了对此不闻不问，他们便是担心反犹风潮会刮到自己身上。
金兹堡家族虽然结束了在俄国开设的银行事业，但是作为一个横跨德、俄、英三国的跨国金融事业家族，这一家族在欧洲的金融界依然有着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俄国金融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这也是G·金兹堡能够冒着被沙皇政府问罪的风险，向俄国受迫害犹太人伸出援手的底气。
不过，作为这一家族数代的附庸，康斯坦丁同样清楚俄国政府对于金兹堡家族财富的垂涎，这才使得金兹堡家族从20年前开始，一直都在缩小在俄国的经营业务，并将财富扩散到其他行业中去。到了弗拉基米尔主持家族事务的时候，金兹堡家族在慈善和社会活动上的声望已经开始超过了身为银行家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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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声望给了金兹堡家族一些保护，但是康斯坦丁并不认为，一旦沙皇政府抓到了金兹堡家族和犹太反沙皇组织之间的联系后，对方会不对金兹堡家族下手。所以，家族一直谨小慎微的活动着，唯恐让沙皇的密探抓住把柄。
但是现在有了吴川描述的组织架构和安全保卫措施，康斯坦丁立刻意识到，这一方法对于金兹堡家族和犹太复国组织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设想。所以他才会，不厌其烦的追问有关方面的细节，从而在逻辑上验证这些设想的可行性。
佩奇听到这些关于组织的设想后，虽然有些惊讶但并不像康斯坦丁那么的急迫，毕竟美国的反犹情绪并没有欧洲这么强烈。他倒是没想到，吴川在组织上还有着这么深刻的见解，他觉得自己对吴川的重视程度还是有些估计不足。
不过即便佩奇也很想了解更多关于组织方面的细节问题，但他也还是认为这一次的谈话该结束了，康斯坦丁从这场谈话中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金兹堡家族将要付出的代价，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还是很尊崇等价交换的原则的。
虽然大家都是犹太人的一员，但他同俄国犹太组织可没多大关系，他可是隶属于美国犹太组织的成员。因此自然也就不会太过偏袒康斯坦丁，任由他凭空掏干吴川肚子里的存货，这本应该是属于美国犹太组织的知识。
因此在康斯坦丁越问越深入的时候，佩奇适时的出声打断了他的问话说道：“萨尔诺夫先生，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想闲聊也应该结束了。对比起您的兴趣，我相信吴更担心他的身份证明问题，您能否谈谈这个问题，也好让吴安稳的睡个好觉。”
其实吴川除了刚穿越到这个时空时忧郁了几晚，之后便干脆破罐子破摔，打着混上一天是一天的主义，因此倒也天天能够落枕就睡。不过他并没有拒绝佩奇代他向康斯坦丁的询问，毕竟身份问题也的确是他所关心的，没有一份身份证明，他连火车票都买不了。
看到吴川住口向自己望来的目光，康斯坦丁心里对于佩奇打断谈话还是有些不快的。不过他也知道，要想从这位中国人身上获得更多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先让对方安心和信任自己还是必要的。
不过在和吴川谈话之后，康斯坦丁已经不打算将原来定好的方案拿出来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也终于认同了佩奇对弗拉基米尔先生的说法，那就是吴川和他的老师豪斯教授的确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当重要。
既然这一对师徒这么重要，在教授下落不明时，就更不应该让吴川脱离他们的掌握了。金兹堡家族在欧洲是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在美国就没什么名望了。给对方弄一份美国的身份证明，不就等于是把鱼放进了大海，今后他们就再也掌握不住这条鱼了么。
因此在短暂的沉思之后，康斯坦丁面露为难的向吴川说道：“虽然伯爵先生同美国公使的私人关系不错，但想要让对方签发您的身份证明，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川有些意外的看向了佩奇，而佩奇也沉下了脸，对着康斯坦丁说道：“萨尔诺夫先生，您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吗？中午的时候，您好像并不是这么说…”
康斯坦丁苦笑着回道：“中午的时候，我也只是说要尽力而为，并没有向您打包票啊。其实这得怪你们自己啊，如果你们没有向美国公使馆报告豪斯教授失踪的事，那么吴的身份证明甚至不需要伯爵出面，开普兰先生您自己就能办到。
但是现在，先是豪斯教授的失踪，接着又是豪斯教授向公使馆写信，要求寻找自己的学生。也就是说，除非吴能证明自己是豪斯教授的学生，否则公使先生一定不会承担这个责任，证明您就是教授的学生。
伯爵先生能够向公使说情，那也得在你们手里有能够证明，吴是豪斯教授的学生的状况下。否则，就得等豪斯教授再次出现了。”
佩奇和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