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查了，活人的旧居也可成为故居，所以用了这个标题。
北下关街路北就是娘娘庙胡同，我的故居在娘娘庙胡同二号。并排五间房，我们家是最里面那间。我曾经幻想过，等我成为艺术大师之后，把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改成“方清平故居”，跟梅兰芳故居似的，供人参观。
家具完全按照我小时候那样摆设——
一张枣红色木床头的双人床，洗得发白的淡粉色床单。床上靠墙有个四四方方的被窝垛，一床棉被是绿缎子被面儿，一床棉被是红缎子被面儿，这两床被子还是我父母结婚时候置办的。
被窝垛上面是个小小的窗户，我小时候常站在被窝垛上，透过后窗户，观察后院的人们在干什么。有少数住平房的人有个不好的毛病，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这里也包括孩子。
床边有一个高低柜，是我妈托院里的街坊全喜帮着打制的，我妈自己刷的漆。她本身就是油漆工，干这活儿挺专业。先刷个黄色儿的，过个一年半载的感觉不好看了，再从单位“拿”点儿红油漆，给刷成红色儿。
高低柜是70年代流行的家具，由一个竖柜和一个横柜组合而成。横柜有玻璃拉门儿，里头儿放着几瓶白酒，别人串门儿送的，舍不得喝，留着串门儿的时候再送出去。
竖柜上放着台十二英寸黑白三洋牌电视机，外头用红丝绒布缝制的罩子盖着，丝绒布上绣着“小猫玩球”的图案。这台电视机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候买的，四百五十块钱，家里攒了两年，还跟互助会借了钱。
那年头工厂实行互助会，一个互助组十二个人，每人每月拿出十块钱，每月就有一百二十块钱。谁有事儿就先花这钱，以后按月交钱就行。那年头的人都讲信誉，办互助会没风险。现在的人，借完钱还不还哪，谁组织互助会谁倒霉！
家里还有张电镀腿的方桌，这是当年最时尚的家具。隔壁叔叔先买了一张这样的桌子，骑着自行车把桌子绑在身后，像凯旋的将士一样回到胡同，街坊们围上来，像参观红木家具似的，参观这张桌子。
大杂院的人都有攀比心理，你们家买了，我们家没有，连吃饭都不香。没过一个月我们家也买了，跟他们家一样，我爸爸背着桌子面儿，我妈背着桌子腿儿，骑车回来了。可惜这回没人围观了，上回看过了，不新鲜了。
桌上放个搪瓷茶盘子，里头放着大把儿缸子，也是搪瓷的，上面印着毛主席穿绿军装的半身像。那是晾白开水用的，不论谁回来，先端起把儿缸子“咕咚咕咚”灌一水饱儿。
那年头家里很少喝茶，买了点儿茶叶末子，那是待客用的。街坊邻居来用不着沏茶，家里又很少来其他客人，那点儿茶叶能放好几年，把花茶都放成普洱了。
桌子上放个台灯，我妈手工制作的。灯罩由废旧的胶卷儿组成。灯柱是四个玻璃酒杯，两个一组，口对口儿扣好，求单位的电焊工在杯子底儿打个眼儿，中间串根儿铁管儿，铁管儿里能走电线。底座儿有点儿粗糙，就是一块儿厚钢板。
那年头人们生活节奏慢，有的是时间，很多家居用品都是DIY出来的。废旧的挂历卷成细纸管儿，剪成两寸长一节儿，中间穿上线，就是夏天防蚊的门帘子。挂历上花花绿绿的图案把门帘子装点得挺好看，不亚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用那帘子。
还有用玻璃丝织成的杯子套儿。玻璃丝就是塑料线，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能织出字来，像什么“吃水不忘挖井人”啦，“工业学大寨”啦，“社会主义好”啦。
我们家那电镀腿桌子挺好，但是吃饭从来不用，怕把硬塑料面儿烫花喽。有个木头做的小地桌儿，每人拿个小板凳，窝在那儿吃。屋外头有口大缸，常年腌着雪里蕻。窝头、棒子面粥就着雪里蕻，就是我小时候的本命食。
我的故居大概就是这样。可惜我没成为梅兰芳，建故居的幻想也就化作泡影了。
我在北下关生活了十一年，只是我现在的生命的四分之一时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关于旧时的回忆，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有关北下关的，仿佛我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时间。
我感觉我的人生只有两个阶段——北下关时期，还有后来的这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