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一后两艘船只开进了乌拉圭河。
这是两艘吨位不过三百来吨的“小船”（在欧洲则是妥妥的中大型船只了），从海关稽查的走私品专场拍卖会上拍下，在本土稍微改装、修缮了一下之后，现在拿来跑起了远洋贸易，倒也没任何不适合之处。
当然两艘船装载的商品有些区别，第一艘船满载来自印度、澳洲和波斯的商品，有茜草、粗生丝（旁遮普蚕丝）、红玉髓、宝石、虫漆、阿仙药、安息香、茴香、马海毛（产自澳洲山区，是近年来澳洲出口本土的拳头产品，价格很高，多为有钱人制作衣物）等，品种丰富，价值很高。
印度商品，已经在东岸热卖了许多年了，民众对其依然非常追捧，各种货物经常是供不应求，因此从事这方面贸易的商人很多。其中大头自然是国营的东非运输公司了，不过随着东岸的经济发展，民间积蓄的财富的增长，各种小规模的私人贸易公司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并在最近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速度。
正是他们这些人，年复一年地将大量印度货卖到东岸。这种贸易的总金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使得东岸在全球各处贸易十分强势的当下，对印度竟然是贸易逆差，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惊异的事情。数量众多的印度人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他们却因为贫穷、封闭以及小农经济的影响，对外界商品的输入非常不感冒，就如同中国大陆一样。东岸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欧洲商人们集体奋斗了一百多年，也只让印度人接受了包括钢铁制品（这是英国出口印度的拳头商品）、五金器具、火枪大炮在内的少数种类商品，商业开拓并不是很理想。
好在东岸人不像欧洲人那样讲重商主义当做骨子里的东西，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全球各国市场消除贸易壁垒，因此对于国内刮起的“中国热”、“印度热”甚至“墨西哥热”（以龙舌兰酒、胭脂虫、生漆为代表的一系列墨西哥商品）并不是很在意。东岸从那里进口的多是初级产品，买得再多也不会威胁到本土的产业，而他们出口过去的却是工业制成品，这里面的利润又多大所有人都十分清楚。
紧跟在这艘满载印度洋特产商品船只的是一艘特殊的船只，即来自远东的移民船。这艘船的船长叫张易澜，今年三十来岁，十几岁时就跟着家人到南非做生意，开过采石场、办过种植园（种高粱和小麦），但都不是太赚钱，最后干脆挂靠到了东岸元老李仁军的仁军贸易公司，做起了新库尔兰的烟草和黑奴生意，这才积攒起了第一桶金。
发财后的张易澜却厌倦了这种在大西洋两岸进行多角贸易的游戏。明人移民后裔出身的他对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充满了兴趣，一直打算去父辈曾经出生、长大的山东济南府看看，看看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风土人情又与东岸有何不同。因此，在确定家族大部分财产将由他大哥继承之后，他便拿着几千元浮财离家，先是拍下了一艘状况还算不错的走私商船，然后买了一些五金制品、钢条、肥皂、呢绒、药物、染料等他认为能在远东卖得上价的商品，直接扬帆出海去了。
他船上的水手共有三十余人其实本不需要这么多，但远洋贸易情况复杂，一般都会多配备一些人手，以备突发状况只有寥寥七八个是东岸人，他们都是张易澜高薪聘来的，全数来自他的故乡夷陵县，一个位于定军山南麓的安静小县。
剩下的水手则分成两部分，大部分是招募而来的意大利人。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或没找到种地的工作，建筑队又不愿意去，反倒是对工资高的水手比较中意水手不但基本工资高，还有各种奖金，同时还允许每人携带一个规定大小的行李箱来装载各种商品此外还有少部分通过灰色渠道雇佣的印第安人，这些人按照规定都要被送到海外殖民地垦荒，但这会往船上一躲，倒也没人能找到他们了。
总之，因为东岸本土生活的稳定以及民众的相对富足，除了社会地位高、荣誉感强的海军外，很多年轻人是不愿意去当水手的，原因无非是生活枯燥、危险，而他们又不处在一个急需要钱的状态。因此，现在就连国营的远洋运输公司的水手平均年龄都在上升，找新水手越发困难，不得已之下只能大幅度提高激励措施，以招募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航海事业中去。不然的话，谁吃饱了撑着跟你去滔天巨浪中赌生死啊，很好玩吗？
与国营的远洋贸易巨头相比，私人船长招募水手的方式就完全是另一种路数了。他们一般是以乡党为纽带，结成一个团体，每人出钱、或出力、或出技术，都占有这趟生意的一部分收益。在此基础上，他们再额外招募一些非国民劳务工作为水手，因为他们工资低（就像荷兰人直接绑架德意志人、苏格兰人上船充当水手一样），能够有效地节省成本。
而且这些被招募而来的背景复杂的水手们也不会不乐意。他们一般是比较缺钱的人，对于按部就班种地也不太感兴趣，因此在高收益的诱惑下出海充当水手，和老天爷赌命，赢了会所嫩模好吧，赢了就回家享福输了的话就葬身鱼腹，在这个世上最后一丝痕迹也消失不见。
张易澜的这艘船上共装载了两百多名来自宁波的移民。由于当地人多工作少的缘故，很多人在张某人半哄骗半诱惑的手段下，稀里糊涂地登船来到了东岸本土。他们在青岛港的时候已经由移民部、国家开拓总局的官员联手登记造册，为此他们还给张易澜支付了每人二十元的补贴，这便是四千多元的收入了。
当然这并不是他们这艘船的全部收入。事实上在抵达最终目的地大兴港后，当地县政府还将给予他们一人十元钱的财政补贴，而用人单位（国营农场、牧场）也会支付同样的金额。也就是说，张易澜他们将在每个抵达东岸的健康的移民身上获得四十元的财政补贴，已经相当不少了，仅此一项他们这艘船此番就挣了差不多九千元的样子。
如果再考虑到这些东方移民所需要支付的高额船票费用的话很显然苦哈哈的他们是没钱支付船票的，那么就只能先欠着了，等抵达东岸后从前几个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他们这一趟移民之旅的总收入当在一万五千元上下，就商业行为来说，已经足够有吸引力了，值得继续进行下去。更别说，他们出发时带去远东的商品也在当地卖了一个好价钱，回程时拿来压舱底的日本铜块在本土也价值颇高，因此整体收益蔚为可观，虽然比不上从远东贩卖生丝、瓷器、茶叶的收入（这些货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拿到的），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比起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很多商人枯坐广州一年，都拿不到想要的货以至于破产的境地要好上太多了，不是么？
值得一提的是，像张易澜这种从事私人移民生意的船主，为了追求时效性，他们都是走的马六甲航线，算上中途休整的时间，前后差不多要八个月的时间，比政府主导的移民运输航线要快上一倍的样子。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把持着的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执意要封锁这些地区，并拒绝在马六甲、锡兰岛等地给东岸移民船休整、补给的权利的话，那么这条航线就会变得很艰难，说是废了也不为过。因此，在亚洲，东岸人与荷兰人可以说是互相捏着对方的要害，也许东岸人占着上风，但这并不意味着荷兰人没法给他们制造伤害，虽然他们可能永远不敢做这种蠢事。
据本土移民部估算，目前私人从事着这类远洋移民生意的船只大概有二十艘的样子，每年可以额外为本土补充超过五千名来自东方的移民，这无疑有力地支撑了本土的发展。而在看到这方面的好处后，现在东岸政府也开始着意引导，开始加速培育这个市场，鼓吹这里面发展的新机会。甚至于，他们都已经把主意打到了一些外国船长身上，尤其是那些葡萄牙人，希望他们能像几十年前一样把运输东方移民当做一门生意来做，虽然这会东岸人已经不可能再报给他们每人四百元的超高价了。
官方移民与民间移民相结合，在如今移民来源渐渐枯竭的大背景下，无疑是具备重要意义的。那些私人船主们，总是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捞到一些愿意出海的人，办成官方所无法做到的事情，也是神奇。而截至今年（1686年）年中，经过各方不懈的努力，万的高位，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六百万关口，极具象征意义。
在这些人当中，万，，是确定无疑的人口中坚了；欧洲裔人口占比和以前相差不大，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下，-20，黑人数量其次，有42%，剩下的基本都是印第安人了。而按照国家的政策，黑人和印第安人都是要送走的，因此如果不想想办法的话，曾经庞大无比且为东岸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非国民劳务工团体，怕不是要萎缩到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步了吧，这对东岸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这便有了之前南村水厂的官员代人传话，要求戈什金再想办法在乌克兰“搞一笔大生意”的事情，说起来都是因为缺乏苦力导致的。
对了，之前似乎一直忘了提一件事，那就是即便是坐私人船只来到东岸的东方移民，也是可以自动获得东岸国籍的，与官方移民是一个待遇，且统一纳入国家开拓总局制定的安置计划之中。与他们相比，欧洲裔移民就要苦逼许多了，他们每个人都要在东岸工作满五年且通过汉语对话考试才能申请国籍。
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活计！非国民劳务工从事的什么样的工作、拿的什么样的工资，你随便去青岛港的大街上拉一个人过来问问，他都能用一种怜悯的眼神和你说个一二三四。更何况，听说最近东岸国内还有一股修改《宅地法》的呼声，即要求在下次建国者议会开会时重点讨论是否将非国民劳务工工作的期限从五年延长为七年，以进一步压榨他们的血汗。因此，与他们相比，到了就自动获得国籍，可以分地的东方移民，不知道幸福到哪里去了。
很多时候，张易澜都为这些人感到幸运，因为这是东岸政府在牺牲全体老国民的利益，来补贴他们这些新来的移民，这种事情，未必能够一直做下去。与他们相比，先在林场、矿坑、农田、沼泽、下水道和建筑工地上挥洒五年汗水的非国民劳务工，似乎才是正确的“操作模式”这五年就相当于他们加入东岸的门票，价格昂贵！
“也不知道这种生意能够做到什么时候。”看着船只慢慢靠港，张易澜百无聊赖地站在前甲板上，脑海里还在思考着：“不过即便未来政府取消了东方移民的人头补贴，我也要尽量把这生意做下去，大不了提高船票售价嘛。而且，到了那会，印度洋的各个殖民地发展得也很好了，沿途做生意应该也会赚一些，应该不至于太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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