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确有以小制大的传统，但在朝廷中枢而言，以大驭小却也是必须坚持的体统。高务实的这一手毫无疑问就是要用“以大驭小”来压制“以小制大”。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办事的过程中永远要讲究就事论事，要讲究一个“谁负责”的问题。
这就好比无论你如何强调“以小制大”的重要性，当朝廷出现方面要务之时，也往往免不了要设立一个临时的经略来掌总一切。
现在的情况就很类似：既然要参与督办翊坤宫调查，而且是和东厂并行，那么就一定得有一个能和东厂提督在权威上足以分庭抗礼之人来主持，方能确保外廷不会反过来成为东厂的小跟班。
六科的两位科长虽说可以以小制大，但这个以小制大毕竟只是监督层面的，其在话语权层面肯定争不过东厂提督，因此就必须明确外廷的“调查组”以左都御史为首。左都御史身为七卿之一，乃是堂堂二品高官，背后又有内阁支持，那就完全可以在厂督面前挺直腰板说话了。
这些年大明对外战争接连胜利，而这些胜利显然都是外廷取得的功劳，因此如今的外廷绝不会容忍自己的话语权比不过内廷，那么推出左都御史作为外廷在调查中的代表就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既然左都御史此去是代表整个外廷，那么两位科长自然也不能——至少不应该和他唱反调。由此，左都御史萧大亨就拥有了“以大驭小”的合理性，且此时“以大驭小”的优先级将必然压倒“以小制大”。
萧大亨是实学派官员，钟兆斗是刚刚弃暗投明的赵志皋门生，双方至少在这件事上肯定站在同一个战壕里，那么剩下一个钱梦皋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呢？
你是科长不假，六科地位特殊也不假，但人家钟兆斗也是科长啊。如果你的意见被钟兆斗反对了，双方好比打成一比一平，则此时谁拥有一锤定音的力量？当然就是萧大亨。
由此，高务实就完成了对外廷调查权的实际控制。沈一贯脸色阴沉，却一时拿不出什么好的反制之法。他此刻终于感受到了一丝绝望。
高务实的确年轻，都眼瞅着要做首辅的人了，却还不到四旬年纪，可是他在朝中的势力着实太过可怕，真真正正是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哪哪都有他的人。
一时之间，沈一贯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在和整个朝廷作对，这让他甚至感受到一种宛如窒息般的压力。它不是排山倒海呼啸而来，却犹如将人置身万丈海底之下，无论自己发出怎样的呐喊与吼叫，回应自己都永远只是深深的死寂与倒灌的海水。
纵然是沈一贯这样的人，此时也难免有些后悔。是不是真如赵志皋暗示的那样，不该把路走死？
可是，你赵志皋那是年老多病，对高务实毫无威胁，所以你打起白旗投靠他，他才的确可能放你一马，然而我沈一贯也能这样做吗？
不能啊！我沈一贯身体倍棒吃嘛嘛香，而且早就被很多人认定是心学派中唯一还能对抗高务实的人选，我怎么能投他？就算我肯，他也不会接受啊！
我之前那么多布置，他高务实不说全都了如指掌，至少也大多都已经有所发觉。此时我去找他说之前那些事都是开玩笑，叫他莫要当真，这连三岁小孩都不会信，何况是高务实？
除了这些之外，沈一贯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原则无法背弃：高务实对于朝廷财政的认知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不光是他，应该说整个江南财阀集团都不可能接受。
高务实这么多年把持财权，其最基本的理财思路其实就是“人人纳税”。然而对于沈一贯和他的同类们而言，“人人纳税”本就是不能接受的，何况高务实的“人人纳税”还不是“人人纳同样的税”。
这个问题前文已经说过很多，就不赘述了。简而言之，高务实的理念是：人人皆纳税，但是穷人少纳税、富人多纳税。
这就完全是站在了沈一贯这类人的对立面，势不两立的那种。在他们这些人看来，我们读书也好、为官也罢，不就是为了福泽全族、恩荫子孙吗？我们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不纳税，至少也得是少纳税，怎么到你这儿还TM反过来了？
要是还得多纳税，那我读书做官是为了什么？治国平天下？开什么玩笑，这国又不是我的国，这天下又不是我的天下！
哦，我帮皇上治国，帮他平天下，完事之后我还要多纳税，凭什么啊？凭我闲着没事吃饱了撑的？
正如高务实在改革之前就知道的那样，这种思维是很难改观的，因为家天下的统治很难激发出内部万众一心的团结。
皇帝、官员、豪绅、百姓等，大家各有阶级，他们原本就不平等，而且所有人还都认为这种不平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古已有之”。
于是，居于社会上层的人拼命争取的只是确保自己永远留在上层，而社会底层的人则拼命争取跻身上层。等到无法跻身上层时，他们一般会麻木，但倘若此时发现自己在无法跻身上层的同时，连生活乃至生存都受到了威胁，那还等什么？只好反了。
那么，什么叫上层？如果抛去复杂的定义，可以说在大明这样的封建王朝之中，能压迫、剥削其他人的人，其实就位于上层。
皇帝当然是上层中的上层，这不必说。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故“士大夫”也是上层，而地方豪绅往往也是士大夫的延伸，因此同样算上层。既然是上层，他们便自然认为自己天生就该比底层之人高贵，压迫底层便是他们的天然逻辑。
古人常用“牧”字来形容皇帝与百姓的关系，其实这很直观，天子牧民——民不过牛羊而已，是财富，是供天子与他的臣属们享用的。可是现在倒好，我们明明也是臣属，你高务实居然把我们也当牛羊？
虽然高务实的税改几乎每一次都是先给自己放血，对自己的产业动刀收割，但江南财阀们并不觉得这就是高务实大公无私了。相反，他们的心态在后世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可以类比：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当然，此处他们将自己看做了百姓，将高务实和实学派官员看成了豪绅。
在他们看来，高务实虽然每次都是最先交税的，但他为此赢得了皇帝的信任，本质上只是利益交换罢了，哪里算得上大公无私？毕竟只要有皇帝的信任，他高务实就能有更多的力量去赚更多的钱，这就是“如数奉还”。
但他们不同，他们不但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圣眷，还要比以往交更多的赋税，怎么看都不划算，自然不甘心。
比不了高务实也还罢了，谁叫人家是皇帝的发小同窗呢？可是实学派的其他官员以及京师那帮勋贵，他们凭什么也能混成“豪绅”？就凭他们早早的上了高务实那条船吗？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恨，往往起于利益分配不均。
沈一贯在会后默默走出议事堂，赵志皋从后而出，沈一贯回头看了他一眼，淡淡地道：“濲阳公想是爱极了神京风物，而忘却故乡水土？”
濲阳兄变成了濲阳公，疏离之意已经溢于言表。赵志皋也听得出他里的意思，无非是说自己贪念权势，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出身。
赵志皋不想吵架，涩然一笑，叹道：“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志皋焉敢忘本？”
“是么？”沈一贯撇撇嘴，哂然一笑：“想是愚眼拙，竟没瞧出来。”
赵志皋欲言又止，稍稍沉默才道：“可敢请蛟门兄来我值房一叙？”
沈一贯本打算断然拒绝，但想想如今处境，到了嘴边的话终于还是咽了回去，冷着脸默默点头。
于是二位阁老来到赵志皋的值房，等观政进士为他们奉上茶水，两人便分东西对坐。沈一贯并不开口，只等赵志皋解释。
赵志皋叹了口气，道：“蛟门兄，愚意大丈夫能屈能伸……”
“且住。”沈一贯只听了个开头便伸手制止，淡淡地道：“一贯虽然愚钝，但这些道理却也不劳濲阳公教训，否则，一贯也只好用‘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来作为回敬了。”
赵志皋窒了一窒，打算换个角度来谈，于是道：“方才蛟门兄提及故乡，志皋倒有一问：自高日新秉财政，我浙江民间是富了还是穷了？”
沈一贯微微皱眉，顿了一顿才道：“有道是‘钱塘自古繁华’，浙江固富，其与高日新何干？”
“果真无干耶？”赵志皋摇了摇头，道：“我知乡梓诸公皆以为商税乃是恶税，然则方才蛟门兄所吟柳三变之词便是出自宋时……试问宋时商税如何？”
沈一贯愕然一怔，继而闭口不言。
呃，这要说宋朝的商税，那就有点打沈一贯的脸了。
商税收入是宋朝重要的财政来源，两宋三百年间，商税征收与日俱增，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国家的财政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进程中，宋朝认真的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商税制度。
宋朝开国之初，对商税征收即十分重视，制定了商税则例。陈傅良就说过：“我艺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
这里的“则例”即是对商业活动征税的条例和规定，它打破了割据时代诸国的地方性征商体制，而代之以全国性、统一的征商条例，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商品流通，限制税务征收畸轻畸重，保护商旅。
当然，具体的执行情况也要做认真分析，商税则例的内容前后也是有变化的。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制定的则例称：“凡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盐皆算。”
从中可知则例起初只列应税物名，具体税率方面，过税按货价的2%、住税按3%计算，但没有各色货物税钱的数目。
为了促进商税则例的执行，宋朝政府还采用揭榜置壁、公之于众的办法，把应当纳税的商品名目令各级政府书于税务、官署、交通要道的墙壁上，“当算之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板榜，置官宇之屋壁，以遵守焉”。
这个制度对于限制地方政府私增苛捐杂税，保护商人利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后，在崇宁五年(1106)，又对则例内容加以更定，加入各色货物税钱的多少，以避免税务私增税钱，又规定十年更定则例一次，以保证物税相符。
至南宋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物价高涨，税钱难以固定不变。至绍兴五年(1135)，朝廷诏令两浙、江西都转运诸路转运司，“取索本路应干税物则例，体度市价增损，务令适中“””，开始了再一次的商税则例修订，同时规定每半年调整一次税务则例。
经过南宋几次商税则例的修订，实际上税钱不断增多，私增税日益普遍，税目也日益苛细，商贾们遭到了层层剥削。
刚才提到过税和住税，其实宋朝商税主要就分为这两大类。过税是向转贩货物的商旅征收的税，按其货价的2%收税。而开设店铺的商人在当地出售货物，或行商到达住卖地分出卖货物，该地税务按物价的3%收税，这个就叫住税。住税的承担者还包括进行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兼商人和一部分兼营家庭手工业的农民。
除了这两类外，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商税，如翻税。所谓翻税，即翻引税，例如，两淮茶商所使用长引，“水路不许过高邮县，陆路不得过天长县”。
后经改变，愿去楚州和盱眙的，每二十三贯或二十六贯引各贴纳十贯五百文，这种改变货物出售地点的贴纳即谓之“翻引钱”。
这类翻引钱主要在茶叶经营中存在，榷盐中的“钞面转廊”与这种翻税颇多类似，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税。
除了这几类官方认可，并屡次修订、剥削日益沉重的税目外，宋朝官员还违背商税则例，随意创制新的苛杂税目。
举几个例子，例如其一，力胜钱，此系对船只按大小征收的税钱。本来船中有货物，征力胜钱还有借口，而船中空无一物，也要强行征税。甚至有的地方，船只只要靠岸，就要收钱，谓之“到岸钱”。
其二，市例钱，此为王安石变法期间创制，即在抽取官税之后，另外向商客征收钱税，如苎麻、山豆根这样廉价的物品。正税钱往往与市例钱相差无几，等于多征一倍的税，后虽经过放免，但三百文以上的商品一定要征收市例钱，并成为一项定制。
其三，打扑钱，即商贾在一路之内，每经场务就得缴纳一次过税，从这一路到那一路，也同样是一征再征。经过各路打扑，政府的商税固然增加，可是货物运到目的地之后，只有抬高售价才能弥补商家的运费，最终吃亏的还是普通消费者。
以上只是简单举例，其他还有不少，这里不多说。总之，从这些杂税可以看出，宋朝虽然有统一的商税则例，可是在则例外，另创名目征商的现象很多。
这其实就已经说明，在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之前，各地市场的封建性、地方性特征始终存在，即使像两宋这样商品经济发达、制定全国税例的时期，也无法避免征商的随意性。
相对而言，大明的问题在于之前的商税仿佛过家家。就以赵志皋与沈一贯的家乡浙江为例，在高务实税改之前，浙江全省一年上缴的茶税只有二十七两白银——你要不干脆别交算了，这么富裕的一个省份，一年不到三十两银子，糊弄鬼呢？
而即使高务实税改之后，由于他重在征收富商的税收，而对于平民百姓的小额税收放得比较宽，所以整体征收比例其实也不高，至少对比宋朝而言，那依旧是完完全全的轻徭薄赋。
赵志皋这么一问，沈一贯自然无话可说。
但沈一贯显然不甘被动，因此干脆不回答这个问题，反而话锋一转，直指核心：“濲阳公，明人不说暗话，我就问一句：濲阳公是否以为，令郎前途全在高日新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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