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府院召开了联合会议，专门就共和党提出的外交、财政、内政等提案进行了讨论。在会议上，徐世昌一度想要和稀泥，打算暂时搁置关于外交方面的提案，通过其他方面的提案，以避免和日本发生正面的对抗。
但是徐世昌的想法很快落空了，他指望总统府支持自己的方案，以分担共和党的政治压力，但不管是孙中山还是段祺瑞都拒绝了他的提议。
孙中山这边认为已经和日、英等驻华公使有了私下的沟通，因此友邦人士应当会理解共和党提出的外交方案和国民党无关，而国民党方面也不愿意让共和党把自己塑造成国内唯一一个，在列强侵犯中国利益时挺身而出的民族政党，这将极大的败坏国民党的形象。
因此孙中山向徐世昌指出，上海虹口事件已经引发了海内外华人的重视，这件事要是处理失当，将会极大的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声誉，因此他希望政府能够按照共和党提出的建议妥善处理外交事务，总统府会密切关注这件事的后继。
至于段祺瑞，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他这个副总统几乎没有任何权力，除了领工资和代替总统前往出席外交活动。但是作为北洋团体中的实力派，他在这样的会议上自然还是有着发表意见的权力，而徐世昌也不敢听过就忘。
只是段祺瑞的关注点并不在共和党的议案上，而是向徐世昌和孙OTg2NTc=中山建议道：“封禁渤海拒绝日舰进出，这样的议案是不是太激进了些？要是日本人干脆派出军舰进入渤海以表示反对，难道我们真的要和他们开战吗？我觉得这恐怕太过不智了。
我以为，上海既然属于江苏管理的地方，那么上海虹口事件就应当先让南京督军冯国璋去处理啊。要是他处理的不好，我们再照着共和党的议案去实施，总算对各方有个交代么。现在突然的向日本方面提出，拒绝他们的军舰进入渤海地区，不就是在激化双方间的矛盾吗？”
就着透过玻璃窗照在茶几上的阳光，徐世昌慢慢的端起了红木茶几上的茶盏，轻轻的小抿了一口。虽然他表面上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他心里倒是看明白了段祺瑞的用意。
冯国璋此时虽然是北洋团体在南方的领袖，但是在王占元下台之后，原本还算团结的长江三督联盟：湖北王占元、江西李纯、江苏冯国璋，顿时就隐隐分裂了。
徐树铮控制了湖北之后就占据了对江西、江苏的长江上游优势，海军驻上海和武汉的第二舰队各舰只现在还是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因此如果共和党现在真的要对剩下的长江两督下手的话，那么江西和江苏必然不能保全。
虽然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朱瑞现在还是拥护冯国璋的，但是这两个督军几乎没有什么实力，安徽和共和党控制的苏北、河南相邻，对于这两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安徽农民可谓是了解甚多，也颇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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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倪嗣冲虽然是安徽人，但是为了向袁世凯这个河南人献媚，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对安徽本地的淮上军拼命扑灭，还在颍州放纵军队屠杀乡里，因此甚为安徽人所痛恨。至于之后在蚌埠建造都督府和练兵场，强征民田并派差抓夫迫害民众这种事情就更是多不胜数了。
在张勋部为国民革命军所消灭后，倪嗣冲吞下了不少逃亡而来的张勋旧部，并为了抗衡共和党的压力他开始向冯国璋靠拢。但是随着共和党全面进驻河南，并开始推动当地的土地改革后，倪嗣冲手下的不少军官就开始跑去江西和江苏了，因为大家都不看好一个不被本地人支持，还要对抗如此强大对手的安徽督军。
倪嗣冲也许是觉得自己这个安徽督军也干不太久了，于是在盘剥民众一事上就更加的变本加厉了起来。年初倪与其妻一起做五十双寿。做寿前，倪就放出了消息，从省内广收寿礼，其种类之多，价值之高，花样之奇，都非常的骇人听闻。
因此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如果共和党真的要进入安徽的话，倪嗣冲必然是要跑路的。而失去了安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了共和党的兵锋之前。此时徐树铮从上游南下，江西督军李纯还会不会抵抗都是一个问题。
至于浙江督军朱瑞，作为一个从光复会叛江浙湖汉北变投靠袁世凯的将领，在袁世凯死后就失去了靠山，在省内就有着针对他的反对派。只不过浙江这地方，革命党和守旧派在民国建立之后已经渐渐有合流的现象，形成了保土派。朱瑞只要不动用浙江的资源去和北方打，保土派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把他掀下来。
另外，湖南、福建两省和其他南方各省一样，都试图在北洋和共和党之间保持平衡，并不愿意陷入到双方的争斗当中。在北洋派分裂为南北两派之后，大家就更加不可能去站冯国璋了。
而被冯国璋背刺而丢掉了总统大位的段祺瑞，思考了再三之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这次总统选举会败给孙中山，主要还在于北洋内部不团结。如何让北洋重新团结起来，就得要先砍掉北洋多余的头，这大约就是段祺瑞几经思考的结果了。
借助共和党对于南方的压迫，迫使冯国璋同日本人和英国人翻脸，然后再派徐树铮沿着长江而下，把北洋南派都纳入到自己的掌握之中，让北洋军重新归于一面旗帜之下，则段祺瑞就能重新夺回自己失去的位置了。
虽然徐世昌揣测出了段祺瑞的想法，但是他并不看好对方的计划。因为这样即便北洋军重新统一了，也将会被耗去大部分实力。有着共和党在一旁虎视眈眈，北洋军已经无可能再慢慢恢复旧时的规模了。
即便能够恢复旧时规模，徐世昌也不认为那支北洋军能够和国民革命军交手，因为共和党能够自己制造飞机、大炮、装甲车和重机枪，但北洋军只能靠买，还没钱。但是徐世昌也没兴趣去阻止段祺瑞，因为这对于段祺瑞来说就是最好的一条路，现在谁去拦阻他，谁就要得罪他到死了。
对于国民党来说，段祺瑞的提议也正中他们的下怀，冯国璋只要被牵连进来，不管能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都是要垮台的。向日本人妥协就得罪了国内的舆论，持强硬态度又会恶了日本人。而不管是身在局中的日本人还是局外的英国人，他们显然都不会乐意中国人插手租界内的事务的，虹口现在可是公共租界的一部分。
现在霸占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北洋领袖冯国璋，等到他垮台之后就立刻空出了一大批位置，而浙江、上海这些过去同盟会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地区，也会在冯国璋倒台后迅速的回到国民党的手中。比如张静江想要推动浙江地区的土地改革，自然是要先把浙江这块地盘从浙江督军朱瑞手中夺回来的，否则国民党岂不是给别人做嫁衣裳了么。
至于上海，这个在江南经济版图中变得越来越大的城市，也是外国人在中国拥有最多经济利益的港口，国民党自然也不会放弃。也只有控制了上海，国民党才能够和英国人建立起良好的互利关系，因为除了国民党之外，眼下的中国不会有人能够保障列强在上海及长江流域的利益了。
在徐世昌不能全力保护冯国璋，孙中山和段祺瑞都试图借助这个机会倒冯，重新对东南政治洗牌的局势下，会议很快就偏离了徐世昌的主张，转而形成了以总统府为主的意见。共和党要求政府向日本政府宣布拒绝日本军舰进入渤海的提议被通过了；段祺瑞提出的，让冯国璋前往上海处理虹口事件的建议也通过了。
原本把注意力集中于上海虹口事件上的中国报刊杂志，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北京政府向日本方面提出的，无限期停止日本军舰进入渤海地区的照会。
得到了国民党通气的日本驻华公使馆，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禁止日本军舰进入渤海的照会比较冷淡，他们只是按照程序向中国外交部进行了口头和文字抗议，认为这一照会并不符合日中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规定，然后就安静了下来，并没有做出过于出格的举动。
倒是英国驻华公使带着法国、荷兰等驻华公使就这件事会见了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对中国政府禁止日本军舰进入渤海的照会有碍于航行自由权。美国驻华公使没有就此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但是却向记者发表了美国政府将会审慎观察这件事的立场。
就在国内各界紧张的关注着，这次中日间的外交纠纷会升级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吴川正在和从美国归来的经济学学者薛仙舟进行长谈。
虽说薛仙舟在美国和德国学习的是经济学，但是他个人却极为痛恨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可却又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最终他选择了德国人雷发巽倡导的合作主义。
薛仙舟从美国归来后同吴川见面的几次中，都试图说服对方相信，民众的联合与合作，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剥削关系，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就能实现一个人人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
“…我以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有可取之处，但是通过暴力手段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并不能改变商品经济中的竞争性和强制性。只有对于民众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能够让大家都受益的合作生产模式，才能够让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难以再制造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
虽然吴川并不认同薛仙舟提出的过于理想化的合作社经济理念，这种合作生产经营的经济理念只适合于小的土地私有者或是家庭手工业者，通过联合这些小私有者的方式来对抗大农场和大机器的生产。但是从后世的历史进程来看，随着人工越来越高，科技越来越发达，小私有者的合作只适合于那些规模较小的国家，如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且环境复杂的大国是不可能依赖于小生产者的联合发展经济的。
不过吴川并不打算完全的否定对方的合作化理念，他拿起了桌上的茶壶为对方的杯子里续了茶水后，方才有些惋惜的说道：“薛先生，你真的不考虑一下进入农业银行做事吗？宾步程委员可是向我极力推荐，认为你对美国和德国的银行业都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如果你进入农业银行做事的话，将会让农业银行的发展再上一两个台阶的。”
坐在沙发上的薛仙舟身板笔直，就像是一个穿着西装的军人，但是他说话的语气却非常的柔和：“吴主席的期待和敏介兄的善意，我只能愧领了。
我看，今日的东北农业银行已经发展的不下于德国和美国的大银行了，即便我不进入农业银行，它也会发展的很顺利。
但是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却处于一个极为萌芽的状态，如果没有人引导着中国合作化运动的前进，那么我认为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就有可能会陷入错误的道路上去。我虽然不敢说自己掌握了合作化的精髓，但是我认为自己还是要比国内其他人更懂一些什么叫合作化运动的。
您让我进入农业银行，不过是让中国多了一名银行家，我不认为这会对中国的社会带来什么改变。但您要是愿意支持让我去搞合作化运动，那么也许我可以让中国的乡村变得和德国乡村一样的富裕。”
看着信心满满的薛仙舟，靠在沙发扶手上的吴川沉默了许久，方才斟酌着说道：“这一周来，我和薛先生你也碰了不少次面了，对于你所主张的合作化思想，我也算是有所了解。
可以说，我对先生你谈及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在经济上的合作是持积极的看法的，但是至于其他方面的合作，我恐怕很难无保留的认可。因为我不认为，在没有一个强力组织的维系下，合作化运动能够弥合阶级之间的差异，让地主和贫雇农，手工业者和资本家联合起来进行合作。”
看到薛仙舟张了张嘴，试图解释些什么，吴川伸出了右手阻止了对方，接着说道：“当然我并不想一下子打死合作化运动，我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内，乡村和手工业者的合作化还是能够带来一些进步意义的。
不过，我认为乡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合作化运动，应当是在社会主义道路导向下的合作，应当是从生产的合作、金融的合作再到消费的合作。而这些合作化，有些是自下而上的，也有的是需要自上而下的。
比如农村的集体生产公社和城市的手工业者公社，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是自下而上的小生产者的合作。至于金融的合作和消费的合作，那就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进行组织和引导了，因为小生产者一开始并没有这个信用吸纳到足够的资金，而小生产者合作联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需要政府的帮助才能进入到更大的合作中去。”
看着薛仙舟欲言又止的样子，吴川理解的解释道：“我知道，你想要的合作化是想要让小生产者组织起来，以对抗资本家的大生产模式。但是恕我直言，当生产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合作社必然要跃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否则合作社就会陷入到内耗当中去，最终整个合作社也会轰然倒塌。
而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模式，将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机器的性能不断提升，最终彻底的压倒住小生产者的联合，这一点从英国和印度的棉纺织业竞争中可以获得验证。印度的棉纺织业正是依赖于小生产者的合作才能够牢牢的压制住英国的棉纺织者，逼得英国人不得不动用武力打开了印度的国门，但是等到英国的工业革命完成，蒸汽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英国人即便只是公平的在市场上竞争，英国的棉货也一样压倒了印度棉货。
所以，我建议你先在河北、山东地区找几个完成土地改革的乡村进行试点，等到总结出经验并培养出一批合作社的人才再向更广阔的地区进行扩展。”
薛仙舟足足思考了一刻钟，最终看着悠闲的喝着茶的吴川，他才算是有所决定的说道：“我愿意先搞几个试点，但是我希望您能够给我最大的授权。”
吴川起身整理了下衣服后向他伸出了右手，认真的说道：“只要你的合作化不妨碍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我当然是无保留的支持你去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