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长宜说：“还是我刚才说让你关注的那几个问题。”
舒晴怔了半天，她感觉这个彭长宜太聪明，脑袋反应的太快了，而且滴水不漏。
她这个从小到大都是优等生的人，居然思维缜密不如他这个在职研究生出身的干部。她笑了笑，说道：“除去你刚才说的那几个问题，还有什么？”
彭长宜不想再跟她兜圈子，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还是脱不掉农耕文明的本质，我们还是个农业大国，农耕文明决定了华夏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欧洲的游牧文明是掠夺式特征，诞生于此前的狩猎文化，与滥觞于种植的中国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别。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这是我们的根源所在。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农业哺育了我们的工业文明，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以来，农业哺育了现代化的工业，所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特别赞成中央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决策，为什么用了‘反哺’这样一个仿生学上的概念，显然是为了表明在长期接受农业哺育后，工业已‘长成’，应该回报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是对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一种概括，是对‘农业哺育工业’的升华转化，是对农业近似毁灭性掠夺后的反省行为，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反哺农业，是一个多么明智和亟需的政策。”
彭长宜这个开头的话，让一贯专注政策理论研究的舒晴感到很深奥，她不敢打扰他，而是聚精会神地听着。
彭长宜继续说道：“说的现实一点，除去我刚才跟你说的养老和教育问题，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还有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农民收入水平偏低，村庄规划建设水平较低。村集体缺乏公共积累，村级组织管理弱化等等诸多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县级基层能解决，有的就解决不了。哎，说起来太多了，你要真想研究这些问题，没有几年的功夫是研究不透的。”
舒晴感慨地说道：“是啊，这些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基层工作的难度，感觉到了基层干部们的辛苦。在我去年底给干部家属讲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家属跟我抱怨，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她说，悔不该当初嫁给干部，说他的丈夫是一个乡镇的副镇长，几乎不着家，家里什么事都指望不上他，由此我想到那些异地任职的干部，夫妻两人常年两地分居，即便没有异地任职的干部，也几乎是不着家，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情感的缺失，对孩子教育的缺失。还有，就是基层干部喝酒成风的问题，说真的，我很反感干部们顿顿泡在酒桌上，也从内心很讨厌这样的干部，但来到亢州后，我弄明白了，没有一个干部愿意天天这样喝酒的，没有一个干部愿意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整天泡在酒里的，但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喝酒，那么为什么公款吃喝的风气屡禁不止呢？”
彭长宜说道：“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问我？”
舒晴一愣，一时没弄清彭长宜是什么意思。
彭长宜笑了，说道：“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才问我？”
舒晴这才意识到什么，她急忙说道：“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不回答。”
彭长宜笑了，说道：“没什么，这倒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可以回答。不过你这问题的确问对人了，在我身上都有。首先，我异地任职过，即便之前没有异地任职，就像你说的也几乎不着家。这样的工作节奏和方式，极易导致我们这样的人逐渐脱离正常的家庭生活轨道，甚至极易淡化我们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也这是之前我家属经常抱怨我的，大人顾不上，孩子顾不上，家就是你的旅店。可能这是你们象牙塔里的人无法想象的。至于为什么公款吃喝屡禁不止的问题，我有切身体会，我不是为基层干部们开脱，更不是为我开脱，有个事实你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如今的酒席、饭桌，已不单单是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早就拓展到了工作范畴，甚至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推杯换盏中搞定，许多以私人名义上的请客，往往都是因为工作，很难分清哪是公哪是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拿我的电话来说吧，你说这一天我接了多少电话，有几个是自己的私事？可以说下班后甚至睡觉后接的电话都和工作有关，公私从时间上就很难划清，你能说我下班了，休息了，就不接电话了？真跟美国警察一样，追着追着小偷，忽然钟声响了，下班了，小偷不追了？基层干部首先在时间上就分不清，下班处理政务的有的是。”
彭长宜顿了顿又说：“还说基层公款吃喝问题，你刚才说的对，没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泡在酒里的，基层的干部，接待任务太重，这也你都看到了，不说省委，就说上级市委、市政府，那么多的部门对你一个基层县市，哪个部门来人你不得招待一番？别说招待，你就是慢待都不行，哪个部分都能卡死你！再有，就是一些迎来客往问题，这个的确和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细究仍然说不清。比如，前几天朱市长招待的一拨客人，是南方电厂的，早先跟亢州谈过合作的事，他们去北京路过咱们这，给朱市长打电话，朱市长招待了他们，你能说朱市长不能用公款接待，他要自己掏腰包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