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不会是羊城起义带过去的，果党的情报机关，根本就是一群连算数都算不对的饭桶！”
申城法租界的一处地下室内，两个洋人正坐在交流里聊着什么，如果对西方人的样貌比较熟悉的话，应该还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来历。
鼻窄且高高隆起，唇薄直颌，面部轮廓清晰，这是典型俄罗斯人种的特征。
当然了，因为当年北边的大革命期间，曾有百万白俄流入国内，虽然其中大部分都在东北生活，但还是有不少来到了申城闯荡，所以这里的人们也不会对此感觉到怪异。
只是，这两人的明面身份是白俄商人，经营了一间不大不小的洋行，实际却是苏联派驻华夏的情报人员，隶属于此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
作为一支由契卡改组而来的机构，格别乌不仅在苏联国内名声赫赫，在国外同样也有着不小的影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时，因为孙易先与苏联人的不断亲近，当时一贯仇视北方红色邻国的北洋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由此为苏联在华夏开展情报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
此后的数年间，这些潜伏在华夏各地的情报人员，利用其先进的组织手段，取得了极其丰厚的战绩，其中最大的一个成果，当属四年多前获取的北洋政府通电密码本。
大概情况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派使团前往苏联谈判，结果好死不死请来的白俄顾问——“国际交流专家”波波夫，恰好就是苏联的秘密侦察员。
结果里应外合之下，就被格别乌顺利盗走了使团的密码本，从而使得苏联获取了大量北洋政府的情报。
而在华夏国内，格别乌的身影同样无处不在，自从那次中苏建交之后，格别乌就承担起对华情报工作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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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莫斯科为格别乌制定的在华使命包括：“维护苏联与中国进步政党及其政权的团结，同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与苏维埃联盟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匪帮以及间谍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
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管理的人员之中，不只有居住在华夏的白俄，同时还有不少亲苏的华夏人。
这些以通信员、警卫、园艺工人等身份公开活动的情报人员，依靠从各国使馆的垃圾篓里仔细寻找弄脏的废弃文件、校对稿、使用过的油墨蜡纸等，使得格别乌的势力成功地渗透到所有外国驻华机构当中，并且收集到了不少情报。
严格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种操作实在是属于家常便饭，但凡在华夏有些势力的国家，都会毫不留情地往这里派驻大量情报人员。
同时又由于大部分军阀势力的保密工作做得基本跟筛子没啥区别，所以这些隐蔽的间谍常常是无往不利。
只是在前年的反革命政变当中，燕京、旅大、申城、羊城，这些地方的军阀纷纷闯入乃至围攻苏联使馆，并且还公开了搜查出的大量秘密文件，使得苏联在华机构以及人员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最后因为羊城起义的失败，苏联正式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大批情报人员也不得不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埋伏起来。
当然了，以眼下果党情报机关的能力，苏联人还是在各地保留了足够的力量，前脚金陵那边的常凯申拿到了下级呈递的报告，后脚这些藏在申城的间谍就看到了原文。
对于槿甘山那边的情况，这些人一直都非常关注，不仅仅是因为这支异军突起的军队拥有和他们类似的指导思想，同时最关键的还是槿甘山红军所使用的苏式装备。
苏联人向华夏势力援助武器，这也算得上是老传统了，不管是对当年北伐战争时期果党，还是前年的羊城起义的共党，莫斯科都不惜成本地运来了不少装备用以支持。
但这都是建立在相应势力占据了沿海港口的情况下才实现的，否则以苏联在内地的势力，传递一些情报可能还办得到，想运这么大量的物资，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包括莫斯科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当金陵政府的抗议传来之后，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集中到了远东湘赣边界的这处山沟里。
但是，毕竟不像英法美日那般拥有遍及华夏各地的商业体系，驻华的格别乌人员，也只能依靠在城市中搜集情报来进行统计分析。
这点办法对付果党上层可能还好说，可想要了解华夏偏远山村的真实情况，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为此格别乌甚至不得不打破惯例，而选择与共产国际麾下的中共合作，希望这些中国同志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情报。
可惜的是，因为白色恐怖期间各地交通站纷纷被破坏，远在申城的中央也很难与槿甘山取得稳定的联系，仅有的几次通信中，槿甘山那边对于异常的援助情况也是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
此时的两位情报人员正在沟通最新的信息，当调查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们脑中那根敏感的神经已经开始响起了警铃。
“羊城那里，我们总共也没有提供多少武器，加上又是接连失利，队伍被完全打散，肯定不可能带走太多东西，果党的那些家伙，估计在试图欺骗他们的老板。”
此时的果党方才刚刚建立政权，大量机构制度尚不完备，后世的名声较大的军统和中统，现在连影子都没有，还得再过几年才会建立，可想而知眼下那群负责情报的会有多差劲。
在同伴发出怨言之后，旁边的这人也没有表示异议，反而深感赞同，搞了这么多年的情报，他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军阀手里的信息，能信一半就当属幸运的。
而如果全信的话，那还不如直接去街上找些江湖骗子来胡诌一通，说不定效果还会好一些。
“中国同志那边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看来我们的努力只能算是白费了，彼得，依你看我们该怎么向领导汇报？”
当说完这句是，最先发言的这人，脑子里头忽然又想起了刚才的那份报告，难不成让他也像果党那群蠢货一样找办法糊弄上面么，想到这里，他又忽然记起来了国内同行的一些手段，顿时打了一个寒颤。
“这件事怎么看都透露着不对劲，如果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如实汇报比较好，这背后的情况可能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插手的，还是上面来决定吧。
至于中国同志那边，我们也要尽快和他们断开联系，他们办事实在是太粗糙了，万一没处理好，肯定会把火引到我们身上。”
对于彼得来说，上级在这件事上表露出的态度才是他最关心的，从最开始的督促，到现在的沉默，让他认识这里的门道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资深的情报工作者，他很清楚好奇心对于这份职业的危害，在没有得到明确指令之前，他觉得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比较好。
“行，那就先按你的来办吧。”
这边的两人暂时放下了手中的无用功，但并不代表苏联对这件事的关注就此停下了，尤其是当最新的情报汇集到莫斯科的时候，其中的关于战斗情况的描写还是引起了分析人员的注意。
湘赣边界的中国红军，不仅做到了齐装满员，并且拥有为数不少的轻重机枪与火炮等步兵重型武器，而且根据果党那边的战报显示，这支部队在火力使用上毫不吝啬，似乎手中掌握有大量弹药，这明显与当地的实际情况不符。
当然了，情报当中也特意注明了，果党手下的军阀部队在汇报战绩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可以夸大，所以具体有多少可信度还暂未可知。
不过如果仅仅从结果上来看，中国红军的存在其实也变相地增加了苏联人在华夏的话语权，使得他们拥有了更多的外交余地，这也是一些部门对此调查保持暧昧态度的原因之一。
毕竟在此之前，可完全没有过一支全苏械武装存在于华夏内地——除了部分北伐军队。
在这边明面上否认，暗地里默认的操作下，各国虽然好奇苏联人什么时候在华夏掌握了如此强大的物资投放能力，但还是纷纷选择了不再发表意见。
抗议肯定还会有，毕竟按照列强一致原则，俄国人明显在没有与其他势力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便擅自改变现有的情况或格局。
但按照毛子的性格，只要他们继续保持厚脸皮概不承认，众人也拿他没有办法，反而还得佩服一二，同时再想办法暗地里下点绊子。
常委员长对此就深有感触，最近各位列强大佬给他开放贷款的时候，可是难得的大方了些许，列强当然不会直接下场，但也不妨碍他们推出自己的代理人来打上几轮。
而在苏联这边，调查当然还是会继续，但是不用他们费钱费力，就能获得相当的话语权，这种好事他们当然还是乐意看到的。
至于会不会是其他势力在这里演戏，格别乌的战士们，也不介意让那些家伙体验一回肉包子打狗的滋味。
当然了，这也是因为红军在屡次战斗中对武器装备保护得非常到位，再加上参与会剿的军阀部队并未重视战情汇报，所以关于红军使用的机枪型号，情报当中里并没有提及。
若是让莫斯科发现红军使用了不少DP-27转盘机枪，恐怕他们的重视程度就远远不止现在这个层次了，毕竟即便是苏联军队，也是在去年的时候才开始列装这一型号的轻机枪。
其实，在后面与42位面的交易当中，程刚也有意控制了这个问题，原来他购进的53式轻机枪，是苏制DPM机枪的仿制品，这是1944年苏联人根据实战经验对DP-27改进而来的型号，放在51位面也是没影的事。
当初因为是与42位面的第一次合作，他也不方便提出太过麻烦的要求，只能这边能提供什么便拿什么，先顶着用了再说。
后来，随着程刚与42位面合作的不断深入，他拥有了更多的议价空间，对方可以在合理范围内满足他适当的需求。
所以接下来购置的机枪型号，就变成了以ZB26（捷克式）为主，DP27为辅的形式，当然，口径肯定是适配的*53步/机枪子弹，以保证与莫辛纳甘用弹的统一，至于原先的几挺DMP，则被程刚在事后收回了。
话再说回来，对于此时的莫斯科而言，他们的情报系统确实收集到了不少有意思的内容，所以对于槿甘山的这支军队，以及领导军队的李润石，提起了更多的关注。
但因为信息的不完善，湘赣边界的真实情况，在他们眼中始终还是隔了层纱一般，至少就目前来看，程刚的底牌还远远没有到暴露的时候。
而在另一边，程刚也管不着遥远的莫斯科到底有没有打探到他的消息，也许那边已经知道了这个后勤部主任的存在，也许没有。
但天高皇帝远，只要自己运输物资的能力还存在，这份价值就足以保证他的地位。
至于苏联人那边，未来肯定还需要他们的参与，但眼下还远未到毛子上场的地步，对于程刚来说，先老老实实地在这山沟沟里摸爬滚打几年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