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顾维钧相比，陈友仁同样是精通国际法和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分子。不过和顾维钧在国内成长，先接受了传统文化再出国留学的经历不同，陈友仁是从小在海外成长起来的华侨知识分子。
在清末，先接受传统教育然后再出国学习法律和政治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会不自觉的把西方当成是文明世界，把中国视为落后的土著文明。不管他们在口头上如何标榜自己是如何爱国的，但是在实践中他们不是要求国家体制完全的西化，就是要求按照国际法律处理中外关系，不能另搞一套。
反倒是那些从小在海外长大的华侨，因为自幼就和异民族一起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觉得白种人比自己更为优秀。一旦这些华侨觉醒了民族意识，他们反倒是更为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也因为华侨具有这样的生活背景，因此他们一旦和外国人争执起来，几乎都会下意识的寻找法律漏洞，而不是如有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留学生那样，把国际法视为了不可动摇的天条，哪怕有漏洞也不应该指出来，更不用说利用这样的漏洞了。
陈友仁的性格就是如此，自从他投身于国内的革命之后，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极有影响力的报人。只不过因为他自小在海外长大，回国的时候说不好中文，才无法被主流社会所接纳。虽然在陈友仁面前曾经有另外一条路可选，但是他无法接受共和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最终还是投向了国民党。
虽说孙中山是在海外接受的教育，但是他对于国际法的了解基本OTg2NTc=是，欧美等先进文明国家制定国际法是为了捍卫全球各国各民族的公道，这样一个虚幻的意识。而国民党内的高层，对于国际法的了解，基本都来自日本人的转述，毕竟这些人大多都是在日本留学的。
可是日本对于国际法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为了维护天皇体制，有违天皇统治的国际法条文都被日本人给篡改或删减了。于是用来捍卫帝国主义殖民世界的国际法，仅存的那么一点先进的东西都被日本人给抛弃了，最终他们学到的都是些，19世纪最野蛮最恶劣的国际法条文。
日本学国际法学的一塌糊涂，他们对于国际法的认知就是，军队出兵占领敌国的领土，然后逼迫对方政府签订割让协议，接着这块土地的归属就具备了法律效应，哪怕你再强大也不能来抢。嗯，在日本，特别是日本军人眼中，国际法就是用来给军队出征擦屁股的法律条文。
然后从日本人那里学习法律的中国人，就被日本人灌输进了这样一种观念，中国和日本签订的条约是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假如中国撕毁自己签订的条约，那么就要遭到各国的联手进攻，这显然是不划算的。所以中国最好的外交策略就是，尊重国际法，而不是反对它。
顾维钧要比这些国民党人进步一些，至少他认为中国的对外协议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他认为这种改变应当是中国对于各国释放更大的善意，从而化解各国对于中国的提防，简单的说就是等待各国政府的自我良心发现。
而陈友仁则又比顾维钧更进步些，他认为国家间的协议是可以随着国力的变化而做出修改或废除的，因此想要更改不平等协议的首要条件，就是不择手段的加强本国的国力，然后再依仗国力去压迫各国重新修约。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他是真心希望国民党和共和党能够合作下去，把中国现在多党制变为势均力敌的两党制，从而真正建立起中国的政党交替执政的民主体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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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国民党内除了孙中山、张静江外，其他人都不乐意接受这位假洋鬼子的看法。毕竟在国民党人所接受的传统教育里，从来没有那个得到政权又放下政权的势力，还能再拿回政权的。
一朝天子一朝臣，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哪怕大家明知道，如果共和党真的要动用武力的话，国民党还是得乖乖下台，但是他们依然想要坚持到最后，并希望共和党能够遵守民主政治的原则。这种传统文人脑子里的一厢情愿，和无视现实逻辑的想法，显然是不能为陈友仁所能理解的。
不过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孙中山的身上，寄希望于这位总统先生兼国民党总理，能够明智的做出选择，先建立起中华民国政治上的规则，然后再慢慢的削弱共和党的力量。
只是，孙中山现在面临的烦恼要比陈友仁多得多。就理念上而言，孙中山并不反对建立起一个类似于美国两党轮换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不能接受一个完全倒向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国民党进行政治轮替。
因为国民党党内的主流党员，基本上都是江浙湖汉北被共和党所认为的需要改造的革命对象。因此国民党一旦放下政权，内部首先就要先分裂了，就和北洋派一样，在袁世凯不得不把权力让出之后，看似势力不小的北洋派，在共和党和国民党的联合挤兑下，现在几乎完全退出了政治上的角力。
就连许多国民党党员也有些不大相信，看似庞然巨物的北洋派，仅仅被打击了一下，就突然轰然垮塌了。要知道，仅仅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那些北洋元老们在私下会面的时候还时时把北洋派挂在嘴边，表示虽然大总统走了，可北洋派还是应当继续抱团取暖的。
然后段、冯之间的分裂，徐世昌的中立，迅速的把占据了华北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北洋派给葬送了，连一年时间都没有坚持下来。就这一点而言，共和党对于华北地区的消化速度，也确实是让国民党惊吓到了。
之前大多数国民党员判断，共和党和北洋派之间不可能迅速的分出胜负，虽然共和党占据了山东、河南，但是控制着河北、山西、陕西及长江五省地区的北洋派并不是没有还手之力的。这也是国民党想要借助共和党同北洋派争斗，吞并北洋在中央力量的政治基础。
他们想着，北洋派不可能两面作战，因此只能把政治上的权力交出来，然后和共和党做地盘之争。而得到了中央大部分权力的国民党，则又可以借助中央政府的名义对共和党和北洋派进行调停，从而稳住自己的执政地位。
但是这种设想随着北洋武力的快速瓦解，也迅速变成了空谈。现在国民党固然是拿到了中央政府的不少权力，但是北洋派北方势力却干脆向共和党投降了，也就使得中央政府失去了对抗共和党的军事力量，南方的武力显然是过于遥远了，对于北京来说。
于是国民党内现在就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要求迁都，把国都迁移到南京去，脱离了共和党军事力量的包围。并坚决的反对强制性的土地改革政策；另一种则是希望用政治协商出来的宪法条文约束共和党，在政治上和共和党做出妥协。
于此同时，孙中山还发现，虽然中华革命党吸纳了各党派恢复了国民党这一党团，但是党内的派系并没有因为国民党的成立而有所改善，反倒是因为这些党派并入党内后，党内的派系斗争变得更为复杂了。原本在党外时还有所顾忌的各地乡绅，在进入国民党之后就开始坚定的反对土地改革了，不管是共和党的暴力式土改，还是国民党党内主张的温和土地改革，他们统统不赞成。
在孙中山看来，这些乡绅大有狗仗人势之嫌疑。过去他们在党外感觉自己势单力孤，所以只能小心翼翼的反对土改。可进入了国民党之后，这些乡绅却又觉得自己找到了靠山，再加上党内有这么多反对土地改革的声音，因此不免胆子就大了起来。
可是孙中山很清楚，这些乡绅中的一些人是因为没有见识，以为在这个国家是总统说了算，才大声呼喊着希望他下令废除了土地改革法令。可还有些党员就是有些不怀好意了，就像之前有人想要北洋和共和党斗，然后国民党趁机拿好处一样，现在他们就想着他去同共和党斗，从而不得不让出党内的领袖地位。
而在北洋派势力大减之后，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偏向于共和党了。开了将近半年多的政治协商会议，几乎没解决多少实质性的问题，孙中山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是：总统任期和连选的规定；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体制问题。
共和党几乎把国民党提出的方案都否决了，国民党希望采用七年制总统任期和按照各省人口比例来计算票数，并要求按照纳税额度来挑选选举权，排除妇女的选举权力。共和党则要求各省各算几票，并按照各社会阶层的比例推选各省选举人团，然后按照各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决定本省的选票归于谁。至于体制问题，共和党坚决反对总统制，要求实施内阁总理负责制。
共和党对于内阁总理负责制的坚持，国民党人还是能够理解的，毕竟现在的总统是孙中山么，换了他们是共和党，也一定会反对到底。但是对于共和党要求仿照美国选举人团的方式竞选总统，国民党也是死活不同意的，因为按照社会各阶层分配选票，共和党显然要有利的多。
就目前来看，国民党在国内的政治几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孙中山现在能做的，也就是指望着作为战胜国的地位抬高自己的地位，从而压制住党内的分裂和共和党的步步紧逼了。这也是他越来越倚重陈友仁的原因，当然只是外交上的。对于国内政治上的建议，他觉得陈友仁到底还是在海外长大的，有些不了解祖国的国情了。在共和党没有放下社会主义理念之前，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和对方玩民主政治，因为那就意味着三民主义的死亡。
只是孙中山对于外交方面的期待，又很快被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打破了。2月12日下午，英国公使朱尔典和法国公使柏卜，一起来到了总统府拜访他，主要是代表协约国来邀请中国派出代表参加，3月份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讨论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
随着德军从莱茵兰地区的撤出，和在协约国派出的军事观察员的监督下开始复员，协约国对于东线地区尚无能为力，协约国也不得不开始把全面的和平及战后对于欧洲及世界的势力划分安排上了时间。作为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六名主要成员国之一，中国自然也得到了正式的邀请。
只是这份邀请让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很是不满，胡汉民就当着英国公使的面质问道：“中华民国的总统是孙先生，中华民国的总理是徐世昌阁下，吴川只是共和党的党魁，他甚至都没有一份正式的公职，为什么你们要求五名正式代表中必须要有吴川？这完全不合理。”
朱尔典瞧了瞧大厅内的中国人，神情毫无变化的向着孙中山回道：“和会的正式代表该怎么挑选，这当然是贵国政府的内政，我们并不干预。但是本次和会讨论的不仅仅是关于如何处置战败国的事务，还将讨论战后各国的关系处理问题。这场不幸的战争已经告诉了我们，如果国与国之间出现了误判，将会是多么可悲的灾难，所以我们要确定各国能够派出一名能够全权代表本国的政治人物。我们认为，吴川阁下是贵国唯一能够对未来做出承诺的人选，如果他不出现的话，那么贵国在和会中的地位也许会下调。”
胡汉民沉下脸看着英国公使，作为战胜国六强之一，参加和会这样出风头的事，自然人人都乐意前往的。毕竟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反而让中国借机登上了列强的舞台。自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几乎就失去对于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哪怕是家门口的事务。因此没人不希望借助这次和会，树立起自己是将中国带回到世界中心的光辉形象的。
只是，就算胡汉民再怎么有野心，也知道自己是无法负担起代表中国对未来做出承诺的，总统倒是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就在他心里反复思量的时候，一旁的朱执信向着英法公使说道：“只要我国总统、政府给予正式的授权，那么前往巴黎的全权代表当然能够对中国的未来做出承诺，这是受国际法约束的规则不是吗？还是说，两位公使认为国际法已经失去了效力？”
法国公使柏卜略微轻蔑的瞧了一眼朱执信，便朝着孙中山说道：“国际法当然是有约束力的。但是，当一个大国觉得自己不应该对某个签约小国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时，它并不会公然的撕毁条约，而是会让这个小国换个政府或消失，那么大国自然就免除了对于条约的义务…”
注意到朱尔典的目光看向了自己，柏卜立刻轻轻咳嗽了一下，向着对方解释道：“我当然不是说贵国。”
朱尔典觉得这句解释还不如不解释，他很快就把目光转回到了孙中山的身上，简单的说道：“这只是一个比方而已，我们必须确保吴川代表中国做出一定的承诺，因为他所代表的共和党可以颠覆当下的北京政府，而我们不可能给予你们什么支持。
坦白的说吧，我们认为下一届总统或政府总理必然是属于共和党的，我们不愿意和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政党交恶。这也是为了贵党的未来考虑，中国国内的和平不仅对于我们很重要，对于贵党来说难道不是更加的重要吗？”
孙中山出声打断了其他人和两位公使的争论，他面色虽然有些发黑，但还是态度从容的向着两位公使说道：“我明白两位公使先生的意思了，我会慎重考虑你们的建议的。展堂，帮我送一送两位公使吧。”
胡汉民把两位公使送到了总统府门外，趁着法国公使先上车的机会，他忍不住向着朱尔典说道：“你们这么做就是在帮助共和党么，以共和党的主张，他们上台后英国利益必然是要受到损失的，这难道也是贵国乐意看到的吗？”
朱尔典看了看胡汉民，又抬头望了望北京的天空，然后自言自语的说道：“中国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我从青年时期来到这里，几乎大半生时间都奉献给了中国。我想，我回英国后会想念这里的。至于公务上的事情，那是下一任公使要考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