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斯维尔德洛夫念叨着的吴川，于12月底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去了长春。新的政府中心位于老城的西南方，这里完全是一片新建设的城区，在辛亥革命前就是一片田野和荒地。
作为松辽平原的一部分，长春的地形也是由山地、台地和平原组成的，新政府中心就位于一片台地上，东部有少许山地，西面就是平原地区了，那里也是过去长春的南关，现在的教育中心，从哈尔滨迁来的大学和长春自建的大学都在这一区域。
政府中心和南关的教育区只隔了一条南北大街，这条大街也是新长春城的南北中轴线，最北端是长春火车站，最南端是南郊航空学校，这条南北大街也被吴川命名为人民大街。长春城内，凡是南北向的街道都称之为大街，东西向的街道则一律称之为大道。
不管是和东面的南关教育区、东北方的老城区或是北面的工业区相比，这处政府中心所在的朝阳区都是比较荒凉的，除了政府大楼、体育中心等有限的建筑外，大多地区还保持着农田和村社的本来面貌。
吴川在长春的新居就在该区域的一片湖泊边缘，这处被长春人称之为南湖的湖泊是由伊通河的支流汇聚而成，过去是这片台地农田的供水来源，水面面积足有百多公顷。在经过了一番整治之后，南湖和周边地区约300多公顷的地方被规划成了一处公园。
虽然当吴川搬来长春的时候，这处南湖公园不过才整治了东北角OTg2NTc=的几十公顷区域，正好是吴川和党的委员及机关干部们所居住相邻的地区，不过这处森林和湖泊美景于一身的公园，已经让吴川非常的满意了。新居所的环境并不比他在哈尔滨的住所差，而他日常活动能够走动的地方也大了起来。
吴川搬到长春之后，梁廷栋就上门就长春的情况对他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汇报，应该来说梁廷栋这几年待在长春也确实没有白待。在他这几年的主持下，不仅长春城市的面貌为之一新，新长春城的城市面积也超过了辛亥革命时的数倍，而城市人口更是增长到了48万人，成为了东北地区仅次于哈尔滨和沈阳的第三大城市。
而这座新城的扩张并不仅仅依靠建筑业和传统的农牧业，在工业上也交出了足够亮眼的成绩。超过1000人的大型企业就有：长春拖拉机制造厂，职工19500人；长春冶金厂，职工12000人；长春汽车厂，职工28500人；长春机床厂，职工1450人…工业人口超过了城市总人口的40%，几乎接近哈尔滨城市中的工人比例了。
在交通上，除了原本的南满铁路干线之外，长春也成为了延边到赤峰的铁路干线中心，而长春到周边的公路建设更是发展迅速。以梁廷栋的估计，到了1920年，长春将会从地区的交通枢纽提升为东北中部的中心城市，可以和哈尔滨、沈阳两城的地位相抗衡了。
吴川并不认为梁廷栋的估计有什么差错，随着1918年5月丰满水电站正式开始蓄水，预计两年之内长春、吉林等地的电力紧张状况就会得到缓解，而有了廉价的水电，长春、吉林显然都会迎来一个较快的城市增长期。
并不是说现在的长春发展的不快，而是现在的长春发展完全是依赖于政府投资和战争景气，一旦战争结束对外出口萎缩，那么长春现在的这些工业未必能够和先进工业国家的同类产品展开竞争。只有在不断的降低制造成本的基础上，长春的制造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活下去，而廉价能源对于降低成本来说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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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此时哈尔滨工人们积极投身于支持俄国无产阶级兄弟的政治活动不同，长春的工人们显然对俄国革命充满了好奇，但却只限于捐款捐物等活动，对于上街游行和报名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志愿军等活动就比较冷淡了。
毕竟长春的工人们不仅大都是从内地新招募的，而且长春这块地方被俄国人控制的时间很短，长春人对于俄国的看法就是和自己无关的外国。至于哈尔滨就不同了，作为中东铁路丁字路线的交叉点，俄国当初根本就是把哈尔滨当成殖民城市来兴建的。
而中东铁路使得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混杂在了一起工作，消除了双方之间的民族和国家隔阂，倒是在对铁路局的对抗中缔结了无产阶级的友谊。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中俄工人已经共同举办过五一大游行以反对中东铁路管理局对于铁路工人的压迫了。
因此对于哈尔滨的中国籍铁路工人们来说，打倒俄国的沙皇、贵族和资本家，同样也是他们的心愿。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外国人的事，而是自己的事。因为过去他们也同样被俄国的沙皇、贵族和资本家压迫过，哪怕现在革命委员会把他们从俄国的沙皇、贵族和资本家手中解放了出来，他们也没有忘记这种阶级仇恨。
于是，即便革命委员会下令禁止布尔什维江浙湖汉北克在境内招募中国人前往俄国参加革命，但也有不少中国工人还是悄悄的越过了国界线，在赤塔等地加入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国际志愿军。既然是国际志愿军，自然就不止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有着朝鲜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的加入，甚至连越南人都有。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是因为东北地区现在已经成为了亚洲唯一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控制的地区，在东北宣传社会主义并不违背法律，朝鲜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现在都跑到了东北系统的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参加工人运动。
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前，东北地区的左派力量已经变得相当的强大了，只不过在战争景气的刺激下，东北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工人、农民和资本家都不愿意搞什么政治，而共和党主导的革命委员会政权，通过了提高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用战争附加税控制资本家获得过多的剩余利润，又对农业的基础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从而缓和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左派社会主义者只能在工人的教育上发出一点声音，其他方面的行动几乎都得不到工人阶级的热烈响应。
根据劳动和经济委员会的调查，1917年东北城市中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的月收入中间数大致在75-80共和元之间。男职工月收入中间数40-50元，女职工月收入中间数25-35元。
以五口之家计算：食物每月支出元；衣服平均每月支出元；房租（私人租房）每月5元；燃料费每月元；其他支出每月5-6元。每月支出大约在42-45元之间，结余30余元。
一台普通的真空管收音机10-12元，一部自行车35元，一块欧洲进口手表45元，一台家庭缝纫机40元，一部松花江牌皮卡车710元…从这些耐用工业品的价格就能计算的出，哪怕是最贵的皮卡车，普通家庭花上三到五年的积蓄也能买的起了。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大多数工人们自然就把精力都用在了经营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工作上，对于改造社会的政治活动就有些梳离了。按照某些工人们的说法，“革命委员会干的很好，我们为什么要上街游行？而且有吴主席盯着那些坏蛋，我们支持吴主席就可以了，干嘛还要整天待在房间里进行政治学习，有这时间陪女朋友去滑冰或看电影不好吗…”
和工人们对于政治学习的厌倦不同，资本家倒是积极的向党靠拢了。哪怕革命委员会颁发了严厉的战时附加税，但是通过合法的避税手段，比如加大投资以降低盈利等手段，还是让东北的资本家们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他们自然希望能够和共和党结成更加紧密的关系，加入共和党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于是，当下东北的社会风气倒是相当的自由，左派和右派的言论并没有受到多少打压，但是双方谁也压不住谁。工人们虽然对于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是有些厌倦了，但是刚刚过了几天好日子的工人们倒是没有忘记阶级斗争，对于资本家试图参加共和党的行动还是充满了警惕，坚决的反对资本家加入工人阶级的政党，然后代表工人阶级出声的。
左派社会主义者固然不满意东北当前过于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但是他们也无法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压倒吴川所主张的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路线，就只能选择默默在工人群体中深入耕耘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消息传来，总算是打破了东北有些沉闷的政治气氛，自然就有左翼社会主义者起来组织中国的无产阶级去援助俄国的无产阶级了。既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那么他们就向往着前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去打倒无产阶级的敌人去了。
这种左翼群体的暴动，就连吴川也是无可奈何，除了禁止他们在工厂内公开招募志愿者外，对于那些私下偷渡前往俄国的志愿者，革命委员会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把这些人扣留下来也只能教育一番就放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总不能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吧。
此时远在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宿舍内，李润石正在阅读恩师杨昌济写给自己的信件，信件中杨昌济劝说他，“…如果你还是主张：应当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那么就应该来这里看看，这里每一天都在改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