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莫思尔未能从哈尔滨这边打开中国参战的缺口，但是美国政府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下注了。之所以威尔逊总统会如此焦急，除了英国人的刻意拉拢之外，英法也正向美国展示着同盟国的摇摇欲坠。
去年夏天阿拉伯民族的起义，使得协约国在中近东地区扭转了颓势，奥斯曼的军队正被逐离苏伊士运河区，协约国在地中海一线的战局正不断好转。
至于欧洲的西线，在经历了去年的两次大战之后，德国人似乎已经有些难以为继了，从1917年1月开始就不断向后方撤退。法国新上任的总参谋长尼维尔将军正打算发动一次进攻，彻底撕开德军的防线，从而在西线决定最后的胜利。
虽然东线的俄国内部出现了一点问题，但是只要俄国不退出战争，坚持到西线法军的攻势完成，那么胜利就依然是属于协约国的。总之在英法的不断劝说和引诱下，华盛顿觉得眼下就是加入欧洲大战最好的时机，威尔逊总统也许觉得只要美国的军队登上了欧洲大陆，现在看似巨人一样的德国就会轰然倒下了。
在这样巨大利益的引诱下，美国不能不接受英法的邀请，而既然美国决定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了，那么美国政府就不会希望在帝俄政府崩溃后加入到这场战争中去，这只会让美国承受更大的责任。
因此，美国驻英大使很快就炮制出了齐默曼电报事件，并泄露给OTg2NTc=了国内新闻界，一时美国国内对于德国的声讨之声络绎不绝，之前反对参战的声音在这种群情激奋下开始渐渐隐没了下去。
随着美国政府对德宣布断交并中断贸易，眼看着美国的立场也日趋明朗之后，北京这边对于是否应当参战的决心也逐渐统一了。
首先是随着革命委员会陆续收回天津各租界的司法和行政权力，北京政府的声望开始渐渐落后于革命委员会，对于各地政府发布的政令也有些运转不灵了。比如一个河南事变，北京政府根本不能让进入河南的山东革命军退出，甚至连令双方就地停下磋商都相当勉强。
山东革命军自从攻下郑州后，就转头南下清理了河南东面各县及中心各县的民团土匪，把南北通道给彻底控制了起来。眼下又转过了头来，要求河南督军赵倜交出所有部队并下野，否则接下来革命军将不得不呼应河南百姓的请愿消灭宏威军，并把宏威军上下交给人民审判了。
革命委员会抢地盘都抢的这么理直气壮，北洋上下除了聚在一起大骂一通共和党和吴川之外，其他什么事都做不了。因为北洋上下现在是没钱、没弹药，自然对革命委员会毫无办法。
当然，北洋上下的没钱是指军费不足，而不是指自己口袋里没钱。一个张勋的家产都有六、七千万大洋呢，如梁士诒、王占元、袁乃宽、张广建这些北洋官僚和军头，那个家中资产不是数百万到上千万大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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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革命委员会压制着北洋上下，使得欧洲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内部基本保持着稳定的格局，这些北洋文武官僚们这两年捞取的钱财更是比过去多增加了几分，因为赶上了欧战的红利么。
这些北洋军头在地方上固然是发了财，但同样也是弄得地方上怨气冲天，如王占元甚至连军饷都要不停的拖欠，先拿出去放债赚取一笔利息。正因为这些北洋军阀如此倒行逆施，当山东革命军进入河南时，驻扎在南方各省的北洋军几乎没有愿意北上和革命军去拼命的，因为都觉得不值得。
最后，当地的百姓也对这些北洋军恨之入骨，一旦他们离开之后，恐怕就很难再返回来了。这要是北上打输了，回来又没有了地盘，大家可不得落草去当土匪了吗？
因此，即便袁世凯不断给南方各督军发电报，但是得到的回电不是要求发钱发军火，就是建议双方还是以和为贵。袁世凯对此也是无计可施，他生平最喜欢的就是用钱收买手下，把贪污军需当成了控制部下的一个技巧，但是遇到了这样的生死关头，夹袋里就找不到半个人来对抗革命委员会的咄咄逼人之势了。
而除了军费之外，弹药也是北京政府难以江浙湖汉北解决的问题。汉阳兵工厂、江南制造局，在辛亥革命之后也就剩下了汉阳兵工厂可以一用，但是这个兵工厂相对于革命委员会这几年对军工的大笔投入来说，实在是难以相提并论。
汉阳兵工厂一年生产的枪支炮弹，估计还不及革命委员会名下兵工厂一个月的产量，质量也远远不如。袁世凯和英国人商议，试图借款在河南新办一个大型兵工厂，一方面就是想要用来武装新编制的北洋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抗革命委员会在军事工业上的快速发展。
因此随着革命委员会的名望越来越高，行事越来越见激烈，北京政府的官员们就越发想要依赖洋人来制约对方了。
袁世凯及北洋官僚们的想法，正好迎合了英法的需要，甚至连美国也一样是乐见其成的。如果中国参战问题能够从北京政府这边解决掉，那么美国就没有必要对于革命委员会许诺的更多。
和革命委员会一起遏制日本在东亚的势力扩张，这当然很好。但是美国政府此时还没有想过，要把俄国的远东也划分给革命委员会。日、俄、中三方牵制，革命委员会才会需要美国的支持，要是中国可以压制住日本和俄国，那么东亚还会有美国的位置么？
正是抱有着这样的想法，美国人无动于衷的听任英日撺掇着北洋政府出兵欧洲，并在舆论上不断造势。比如梁士诒、梁启超就不停的发动文人政客或是亲自上阵，在报纸上大谈当下中国应当参加欧洲大战以抬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彻底收回德、奥在华的所有特权，并在战后向协约国要求关于解决各国在华租界、治外法权及中国关税彻底的自主权力等问题。
自从孔教会被革命委员会打压下去之后，复辟论和宗社党人算是在中国政坛上失去了政治生命，这对于康有为、梁启超这班旧知识分子来说，不亚于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虽然康有为还时常在报纸上愤愤不平的攻击革命委员会的各项政策，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声势渐强之后，连愿意刊登康有为文章的报纸都已经很少了。
梁启超倒是没有局限在保皇党的圈子里，在冷眼看着民元以来政局的发展之后，终于还是走向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在革命委员会打压了孔教会和要打倒旧的封建传统之后，梁启超倒是能够醒悟过来，皇帝是回不来了这一事实。
但是，梁启超还是觉得中国即便不需要皇帝，也还是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君主的，否则中国的事情根本就办不好。所谓共和政体，从民元这几年来看就是一个笑话，有的人上去之后就不想下来了，都干上终生总统了还不知足，还想着传位给他人，这叫什么共和？
虽然他对于共和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并不以为然，但是就当前的中国来看，也只有共和党领导的革命委员会还是肯同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的，只要你照着共和党制定的规矩办事。虽然这同西方的共和政体相去甚远，但是已经比袁世凯的独裁大总统要开明的多了。
因此梁启超此时倒是希望，共和党能够接替袁世凯主持今后中国的局面，然后各方人士在共和党的领导下，重新建立一套宪法，从而纠正袁世凯搞出的不中不西的怪异总统制，从而融入到世界文明的秩序当中去。
由是梁士诒鼓吹参战是为了增强北洋政府的实力，但是梁启超鼓吹参战却是为了打破北洋试图借助参加欧战而垄断协约国的贷款。在梁启超看来，假如中国真的要参加欧战，那么指挥中国军队出征的自然应当是实力雄厚的国民革命军，而不是羸弱的北洋军。
这种在赞同参战主张下的不同建议，虽然让国内的舆论争论的颇为激烈，但是在连续激发起民族自豪感的国人面前，却是颇有市场的。哪怕革命委员会不停的在报纸上批判，欧洲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同中国人民无关，但是许多国人却觉得德国人开启无限制潜水艇战，确实是妨害了中国商船在公海的自由航行权力。
国人沉浸在民族情绪上的非理性氛围中时，哪怕是革命委员会的宣传部门也无法压制下去。革命委员会最多也就能够控制住东北地区的舆论宣传，毕竟共和党在东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广播及信息传播体系，不会轻易的被其他声音所掩盖。
至于关内其他地方，特别是南方各省，社会舆论的宣传工具并不完全掌握在共和党手中，自然也就无法对某些过于民族主义的煽动言论进行纠正批判了。
而且就在国内的社会舆论倾向于同德国断交的氛围时，孙中山突然写信给了上海的《申报》，表明了两个态度。第一他支持北京政府加入协约国一方的决定，认为这是有利于战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正确之举；第二他希望袁世凯恢复国会，来探讨中国参战的问题，他和中华革命党全体党员，很乐意参加国会讨论参战问题。
观望了许久的袁世凯，终于在朱尔典的催促下，于1917年3月14日晚宣布和德国断交，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对德赔款和欠款。不过袁世凯同时也下令，保护德国侨民，留用各政府部门内的德国官员等。
3月14日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日子，这也是彼得堡革命成功的日子。就在第二天，1917年3月15日午夜，沙皇签署了退位宣言。
俄国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大地主格·叶·李沃夫为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首领巴·尼·米留可夫为外交部长，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十月党首领亚·伊·古契柯夫为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人亚·费·克伦斯基为司法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