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确定了退向山海关的清军并无反扑的动静之后，吴川算是放下了一个心思。从退走的北洋第三镇的行动来看，这只部队已经有了一些其他想法了。结合袁世凯数日前回京组阁的消息来看，当前对于北洋军政集团来说，把可靠的兵力调回近畿，控制住京城局势才是首要之务。
而同样的，在袁世凯把北洋军调回关内之后，满清宗室也不可能再把可靠的满人武力放出京城，于是双方在近畿就形成了互相牵制的势态。这样一来，在京城的权力争斗没有落下尘埃之前，满清已经没有什么能力派出军队出关平乱了。
虽然清军的战斗力和日军相比较为低下，但是鉴于其代表朝廷的正统性，使得清军可以从当地源源不断的获得补给，并给予日军在满洲行动的正当性，当这只武力退出关外之后，日军也就被陷入孤立了。即便当前奉天省还有一些忠诚于满人的力量，跟随着赵尔巽逃往了锦州，但是已经不能再如此前那样调动各地官府配合日军行事了。
望着沙盘上敌我力量的对比，吴川沉思良久之后终于开口说道：“在短时间内，我们同四平日军的正面对决恐怕是占据不了上风的，所以我们要趁着这段时间先解决掉日军有可能的助力和我军背后的隐患。
日军最大可能的助力，不外乎逃往锦州的赵尔巽、被我们赶去辽河西面的奉天巡防营主力、奉天省内的亲日势力，然后是北京公使团。
赵尔巽逃离奉天城固然使得他这个东三省总督已经名存实亡，但至少他还有这样一个名义，一旦日本人利用其名义建立起本地的伪政权，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还是具有一定欺骗性的。
虽然现在日本人还无暇顾及他，但是我们不能留下这样的隐患。我以为我们应当派人前去说服警告锦州的赵尔巽等人，如果他们现在自行返回关内或家乡，那么革命委员会将撤销对于他们战犯的控诉；如果他们不肯离去，那么战后他们和他们的家族都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另外调集一部分有经验的老兵，混入锦州制造几起爆炸事件，震慑这些满清官吏，驱赶他们离开锦州。
其次是奉天巡防营的主力，这只部队是当前奉天除我军和日军之外最有实力的一部。冯德麟、张作霖、吴俊升三人又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这只部队如果放任不管始终都是我军侧翼的一大隐患。
不过在清军败退入关，满清在东三省统治瓦解的现状上，这只武力现在正处于寻找新的出路阶段。我建议派人去招抚这只武力，愿意接受改编的就纳入到革命军的体系内进行改造；不愿意接受改编的，就把山海关到锦州地区分给他们驻扎。只要能够让他们在我们同日本人作战时期保持中立，就是胜利。
至于奉天地区的亲日势力，事实上也就是协助日本对本地进行经济掠夺的商人和地主，对于这些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们本身就在当地积攒下了不少怨恨，又依靠着日本人聚敛起了不少财富，对于这些人进行打击，既能让我们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也能获得一笔收入。
因此，我们接下来的作战应当有所调整，和日军的正面战场作战要放缓，主要以围困和切断铁路线等牵制战术为主。集中力量打击奉天地区的亲日势力，我要确保在铁路线两侧没有任何亲日势力存在的基础。对奉天各地起事的起义军进行甄别，暂时我们不需要他们服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但是对于那些试图帮助日军反对我军的武装，则必须坚决加以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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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内，辽河以东，凤凰城以西，普兰店以北的区域内，我不想再看到有满清残存势力和亲日势力的存在。”
朱和中等了一会，发觉吴川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不由追问了一句：“那么北京公使团要是帮助日本人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吴川沉思了片刻后说道：“暂时我们没有影响北京公使团的能力，但是北京公使团能够使用的也只是外交方面和国际舆论方面的力量，只要我们在战场上保持优势，公使团的影响力就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
虽然吴川说的轻描淡写，但是朱和中可没有完全相信这一点。从庚子国难以来，北京公使团几乎已经成为了北京的太上朝廷，八国联军的入侵虽然惊醒了不少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但也让许多人得了恐洋病。仅仅在一个月之前，革命委员会中不还是存在着大量鼓吹日中友好的人士么，日本不过是洋人中最低一等的列强，在十余年前大清官吏还把日本当成了自己的属国呢。
在连续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后，眼下革命委员会中的同志们对于日本的敬畏之心是去了不少，但是对于那些欧美大鼻子洋人的恐惧之心还是存在的。若是北京公使团真的倒向了日本，那么大多数人恐怕是要反对和日本继续作战下去了。
只是这种担忧并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提出来，朱和中于是点头接受了吴川的说法，跟着委员们下去布置新的作战任务去了。
吴川并没有参与军事委员会接下来的细节讨论，而是去了一楼自己的办公室，开始批阅其他行政上的事务来了。虽然当前的军事问题是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重心，但是随着北满社会秩序的重建，行政事务也开始进入了正轨，许多问题在各委员会讨论完成之后，就开始不断汇总到了他的面前。
即便送上来的文件已经筛选了大部分并附上了专业委员会的意见，不过对于一个新建政权来说，吴川也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批阅，以确保革命委员会在政权建设之初不偏离他想要走的道路。
只是想要安静的坐在房间内审阅文件，以思考革命委员会在各地的施政情况，对于吴川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敲响他的房门，进来向他汇报工作。吴川有时候觉得，他现在的生活质量还比不上在图拉乡下的时候，至少那个时候他的时间都是属于自己支配的。
王葆真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走进了军事委员会的小楼，他立刻便看到一楼的过道和大客厅内都坐满了人，这些人都是等候着同吴川见面的。他们大多是来自各地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或革命者，革命委员会从成立之初就同旧式的起义军不同。
因为吴川主张这场革命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革命是大众的革命，所以革命委员会不仅要发动大众，还要接纳大众的意见，所以各个专业委员会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听取人民的渴求。当然据说这一点也是接受了一部分俄国友人的建议，在俄国人民群众总是喜欢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领导他们行动。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在于，革命委员会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高高在上的官府和盛气凌人的官吏相比，人民能够自由通行的委员会和愿意听取人民请求的委员们，显然更容易被视为是自己人。这也是革命委员会自革命以来能够迅速在北满各地生根发芽的一个根本原因，甚至于连那些俄国工人们也纷纷加入了本地的革命委员会，转而反对起了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俄国官员和军警们。
老实说，即便是如王葆真这些国外留学过的激进革命派人士，一开始也是颇为反感革命委员会的这一制度的。在他们看来，虽然他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但是建设国家的事务怎么能够让一群见识浅薄的泥腿子和无产者说了算？
这些人既没有管理和建设国家的知识，又只关心自家一亩三分地的事，他们从来不知什么是国家大事，只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还老想着从国家这里得到什么好处。显然他们并不了解，国家需要人民来养活，但国家并无养活人民的义务。
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革命委员会这条制度的好处就渐渐开始显露了出来，即便在日军和清军联手的恶劣形势下，革命委员会依然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每一天都有着新兵应征入伍。正是在这种广泛的民众支持下，即便是畏惧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绅商们，也只有少部分人跳了出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观望。
于是革命委员会才能够安定住后方的局势，全力以赴的对付前线的日清联军，最终找到了扭转局势的机会。如果没有革命委员会一直以来始终保持着和普通民众的联系和沟通，将自己的主张直接传达给这些民众之中去，使得那些旧日的地方绅商们无法左右民众的意志，革命能否坚持到今日还真是不好说了。
在见证了这一同群众普遍联系沟通制度的好处之后，王葆真等留学生们也渐渐转变了态度，开始接受这种旧时中国未曾出现过的政府工作方式了。事实上在他们改变了思想之后，也就立刻发现了这种工作方式的好处。
过去清政府制定政策一向只在官僚和满人宗室内进行讨论，连地方绅商在朝廷政策出台前也是一无所知，所以往往是朝廷出台政策之后就会遭到普遍性的抱怨。比如此前收回铁路国有的政策，仅仅就是因为盛宣怀和一些外国公使的支持，朝廷就选择了默认，结果造成了南方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最终引发了革命。
但是在革命委员会这边，每一项政策在出台之前就已经了解了各阶层对于政策的支持与否和反对的理由，在这种综合考量之后，革命委员会出台的政策也许不够完美，但至少不会激起民众普遍性的反对。